摘要：　　春晚主创人员“跑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衷心希望春晚不要出现“暴跌”。

　　尽管春晚的仪式感已大不如前，尽管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和话题引领能力常常乏善可陈，尽管90后、00后早就不看电视了的说法也非耸人听闻，但至少截至今年的事实是：春节期间，牛气冲天的网络毕竟还没有电视春晚这样的娱乐大餐。并且，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网络也不具备打造全民春晚的资源动员能力，这就好比要完成春运这样的人口大迁徙，离开了铁路这样的基础交通途径，再牛的网络约车也是望人兴叹。

　　所以，唱衰春晚不过是唱唱而已，衰不衰实际上与唱没有关系。

　　把春晚与春运相提并论或许牵强，但有一点是没有异议的，那就是这两者都来自一种看似简单的习俗实则是民族的信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这里，过年的形式在不断变化，但是回家的习俗不变。这就足够了，因为既然是家，那么网络的所有交流方式立马歇菜，而面对面、你一言我一语、有一搭没一搭这种最原始的语言和情感的交流大放异彩。围坐在电视机前是家庭的常态，不能想象有围坐在电脑前的那一天，因为电脑就不是用来围坐的，手机更不能，屏幕太小了。

　　也因此，考察一种传播现象生命力的前提是要回到常识，回到自然，回到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点。

　　春晚诞生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国电视出发的时候，出发的标志着实有几分尴尬——大部分百姓家里没有电视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1983年的中国，城市家庭中拥有的不过是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而且是一个院子或者是一个楼道的共同宝贝，因为不是家家有。那时候的结婚彩礼若是能有一台电视机，哪怕只有9英寸，也会蓬荜生辉。所以，当年中国电视还谈不上“利”，因为缺乏“器”。当“器”还是奢侈品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利”，而是有“器”，是普及“器”。并且，那时的中国电视不需要顶级的绚烂梦幻、五彩缤纷，因为再绚烂、再缤纷在黑白电视机上也不过是非黑即白。几年后，彩色电视机开始更新换代。你现在很难想象如今早已被淘汰的18英寸彩电要凭票购买，而那张电视机票在短缺经济的年代好比有价证券，其价格是普通职工两三个月的工资。如果谁家搞到了“21遥”，那不光有面子，而且很风光。“21遥”是脑筋急转弯吗？21英寸遥控彩色电视机是也。

　　难能可贵的是，刚刚出发的中国电视满怀诚意。被公认为春晚的不少经典之作，恰恰是今天看来没什么声光电效果的简单之作：王景愚的《吃鸡》第一次让人们领略了哑剧的魅力，马季的《宇宙牌香烟》今天仍能让人感受到相声的批判现实主义风采，张明敏《我的中国心》让观众明白了爱国主义的宏大叙事原来也是可以这样表达的……

　　无论如何，春晚不败得益于人努力、天帮忙。我们这个民族视为信仰的价值判断赋予春晚无可比拟的绝对优势——一年到头，春节要绝对喜庆，任何闹心的事先放一放，节后再说。因此，八卦的话题、血腥的场面、谁谁的烂事，不仅不能引起观众的兴趣，反而会招来骂声一片。并且，这种社会心态不会因为传播工具和传播环境的改变而被颠覆。

　　今年的春晚波澜不惊，夸春晚和骂春晚的嗓门都不大，这反倒让我有些担心。这也难怪，像邰丽华领舞残疾人的《千手观音》带给观众的感动、刘谦魔术之后的揭秘追捧、“忽悠”“不差钱”等小品热词的传播效应……甚至骂春晚都是春晚的一部分。这些春晚的“标配”如果失去的话，借用资本市场的话来说，就会出现资金链的断裂，“跑路”和“暴跌”也就在所难免。

　　春晚主创人员“跑路”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衷心希望春晚不要出现“暴跌”。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