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案件报道绝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代言人”，记者更不能因为当事人的痛苦表述而为其背书。

　　新年伊始，汤兰兰、张扣扣等几起案件迅速燃起舆论热潮。不同于以往，这次公众的讨论不再围绕犯罪行为和嫌疑人本身，而是将焦点转移到媒体身上。在司法案件报道中，媒体究竟应该扮演何种角色，这种角色价值如何通过合理合法的渠道实现，这些问题似乎还需要深思。

　　在这两起事件的报道中，媒体呼唤公平正义似乎一定要与司法判决对着干。在已生效判决中，汤兰兰是受害人，但媒体质疑其制造冤屈；张扣扣春节行凶杀人，媒体报道却不断透露其“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相关情节，明里暗里传递他动用私刑进行私力救济的无奈。可见，不足额的法治思维还是难以抑制媒体审判的冲动。现在，媒体进行事件判断的价值取向也越来越“震惊化”，例如对汤兰兰案件的描述中，不少媒体直接表述事件过程“不合常理”，这也暴露了不少记者仍然停留在新闻线索“事出反常必有妖”的初级阶段。

　　本身惊奇、怪异的事件是重磅新闻的源头，但对案件报道来说，仅仅渲染其反常态的信息，而缺乏法律层面的分析和验证，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报道失职。这样下去，或损伤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或自损媒体的公信力，有百害无一利。

　　媒体与司法机关并非天然对立，反而都是推动实现公平正义的强势力量。对一起判决生疑的案件，媒体先吹起前哨，但后续仍有大量、严谨的法律程序要走。在已经平反的冤假错案中，大多有检察机关的再审建议和抗诉，以及审判机关的再审判决支持。因此，盲目夸大质疑的第一声号角并不理性，司法行为终归要走司法程序才能实现最终的公平正义。为什么一些案件报道中，媒体与司法机关无法达成合力？这里先不谈司法机关舆情处置能力以及司法公开力度，单纯讨论媒体的案件报道现状。

　　首先，媒体对于案件报道的预设立场过于强烈。这里有一个“规律”：每个引发强烈舆论冲突的案件报道，都是以采访当事一方的内容为主甚至占有全部篇幅。很显然，倚重单方面声音的报道肯定不会客观理性，更不要说还原事实真相了。另外，不少记者本能地对司法机关缺乏信任，听了一方讲述后就有了冤案假设，继而在报道中渲染冤情。但事实上，申诉也不代表存在冤情，大胆假设的后续还要小心求证，对于已生效的判决不可以无证据地全盘否定，毕竟胡编乱造法律文书、刻意制造一起冤案的概率，远远小于不了解案情，根据单方面采访就做出正确判断的概率。

　　其次，司法机关寻求事实真相的力度不可能比媒体弱，而他们之间的分歧也恰恰在“事实”上。记者应该明白一个常识：新闻事实和法律事实不是一回事。法律事实是在司法程序中可以被证据证明的事实；而新闻事实是记者了解到的事实，它有一个不断接近真相的过程。它们之间有交集，又各有侧重点。但由于新闻行业的特殊性，对其报道的真实性，不可能苛求达到像法律事实那样言语物证都有迹可循的程度。

　　倘若报道的多数内容都恰好运用了新闻事实和法律事实错开的部分，那么很显然这则报道极易得出与法律认定不同的判断，这种思路下隐藏的舆论风险和法律风险极易爆发，继而引发舆论对于司法机关的质疑。因为很多人都喜欢依据媒体报道的新闻事实进行评说，而不是根据判决书认定的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复杂琐碎的，普通网友根本无暇去逐字逐句、逐分逐秒分析法庭认定的犯罪事实。

　　原本，新闻报道在案件的每一个环节上较真、每一个细节上挑毛病，有利于司法机关对案件有更新认识，继而推动瑕疵案件重新走上司法程序，最终实现公平判决。但案件报道绝不能成为任何一方的“代言人”，记者更不能因为当事人的痛苦表述而为其背书。事实上，“不合常理”“当事一方执着数十年不认定判决”等，都不能成为记者撰写倾向性报道的理由。质疑和一方阐述只是采访的第一步，后续还要收集足够的证据，听听双方当事人和办案人员的说法，最终新闻稿件的观点会更加全面。

　　不过，假如现实条件实现不了兼听则明，有多少媒体能够拒绝偏听则暗呢？很难。“一切不受约束的权力必将腐败。”报道权也一样。相比舆论场动辄口水混战的案件讨论，或许我们更应该提前考虑这个问题：什么样才是媒体呼叫公平正义的正确姿势？

　　（作者为检察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