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于右任丰富的办报经历中，重视言论一直是一大特点。

　　于右任，原名伯循，字右任，号骚心，晚年号太平老人，陕西三原人。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后，被推选为首任交通部次长，后长期担任民国政府的监察院长。作为国民党元老的于右任，留下数个传奇的身份：诗人、书法家、教育家。

　　作为诗人，于右任1962年病危时写的《国殇》(也称《望大陆》《望故乡》），也被称作其遗嘱：“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寥寥数语，扣人心弦。有论者评价说：“于诗绝句似苏东坡，七律似陆游，亦颇得魏晋古风之胎息；词曲黄钟大吕，睥睨同代之人。其诗、词、曲，皆雄伟、豪放、朴实、悲壮，有忧国忧民之志，少儿女情长之态。其咏史、咏事、咏人或咏景诗，不落古人窠臼，饶有新意。”（许有成语）

　　作为书法家，于右任独擅草书，被誉为“当代草圣”。1932年发起成立草书研究社，创办《草书月刊》。毛泽东曾托人广泛收集他的作品。

　　作为教育家，于右任是复旦大学、上海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创办人。“复旦”这个校名，就是于右任从《尚书·卿云歌》中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里撷取出来的。

　　在言论史上，于右任同样传奇。1905年，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第十八号，刊发了江苏学者钱基博署名文章《中国地理大势论》，文章提出“北方落后”论，并提出“长江流域民族处置黄河流域民族”的办法。27岁的于右任读到后，随即撰文《驳正钱文寄新民丛报社书》，逐条批驳，并投书《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梁读后，“于君所言，字字敬佩”，稍加删节，刊发在第二十一号《新民丛报》。由是，于右任声名鹊起。当然，最为夺目的，是伴随其言论经历的办报经历。1906年4月，于右任为创办《神州日报》赶赴日本考察新闻并募集办报经费，其间拜见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神州日报》于次年创刊。内容上，“特重社论一栏，所下时政批评，针针见血，足以廉顽立儒”。1907年4月3日、4日，于右任连载社论《论本报所处之地位并祝其前途》，直斥“预备立宪”的虚伪。

　　他的办报经历中，“竖三民报”更是一波三折。因故离开《神州日报》后，于右任于1909年创办《民呼日报》，担任社长。因放论敢言，对抗专制主义，批判无所忌惮，于右任先后被审讯14次，在巡捕房被羁押一个多月，出版92天的报纸被迫停刊。

　　当年的10月3日，《民呼日报》停刊不足两个月，《民吁日报》问世。政治立场如出一辙。因揭露日本政府企图控制我国东北的阴谋，日本人串通清政府和租界当局，仅出版48天的《民吁日报》被要求“永远停止出版”。

　　一年后，于右任在上海租界创办《民立报》，该报因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而阵容强大，《民立报》后来实际上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机关报。1910年1月11日，在《民立报》发刊词中，他提出“有独立之民族，始有独立之国家；有独立之国家，始能发生独立之言论。再推而言之，有独立之言论，始产生独立之民权；有独立之民权，始能卫其独立之国家。言论也，民权也，国家也，相依为命，此伤则彼亏，彼倾则此不能独立者也。呜呼，岂不重欤？”并阐明宗旨：“所自期者，力求为正确之言论机关而已，力虽不逮，不敢不勉。”这一时期，于右任也撰写了大量的时评社论。

　　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民立报》的读者，“我在长沙第一次看到的报纸《民立报》，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日报，这报是于右任先生主编的”。

　　于右任曾趣谈“竖三民报”的关系：“先是什么都不怕，大声疾呼地宣传革命；不许大声疾呼，就只好叹息；叹息也不许，就迫得非挺立起来不可了。”

　　在《悼张季鸾先生》（1941年9月）中，他评价说：“知人论世，触处留心，甚早即注意国际情势，与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推嬗变迁之迹，而求其因素，测其趋向，故多年在论坛，言必有则，由指示同人，以至昭告举世，非无所积而能也。”就于右任的言论经历看，也有一些夫子自道的味道。于右任84岁华诞时，台湾“邮政总局”发行了一枚“元老记者于右任”的纪念邮票。票上印有于氏的亲笔题词“为万世开太平”。端详这枚纪念邮票，于右任感慨万端：“在我生活的历程中，最使我难忘的也最使我怀念的还是从事新闻记者时期。”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