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太多的朋友”往往会成为批评的障碍，被“情分”所绑架。

　　我有次写评论，批评某传统媒体的做法丢掉了传统基因，一味滑向无节操的网红式变现。一个媒体朋友给我留言说：我认识这家媒体的老总，要不推荐你们认识一下？我赶紧说：别了，不认识批评起来方便和容易一些，认识了就不太好批评，不好意思“下手”了。

　　这不是矫情，对一个以批评为业的人来说，“太多的朋友”往往会成为批评的障碍，被“情分”所绑架。新闻人有时真的很矛盾，一方面，新闻人需要朋友，得跟更多人交往，拓展自己的视野和信息渠道，从而让自己的新闻和评论触角更敏感。新闻和评论的附加值，很多时候是由一个人社交圈、线索圈、信息圈半径的大小所决定的。康拉德·芬克在《冲击力》中谈到过评论的附加值，书中描述了不少让人羡慕的场景，类似于：昨天参加白宫的酒会，比尔·克林顿走到我的身边，拍拍我的肩膀说……看到这种描述，你就能判断出记者或评论员跟白宫政治精英或华尔街经济精英的关系，他写的新闻或评论中一定会有很多接近权威人物的干货和观点附加值。

　　但，问题还有另一面，一个跟比尔·克林顿、白宫决策圈子或华尔街精英走得很近的新闻人，在涉及白宫利益和权贵阶层利益时，能写出客观的报道和逼近真相的评论吗？写《纽约时报》历史的《王国和权力》一书中，就多次谈到该报主编不断反思自身与权力精英的关系与距离，“高层朋友”太多对报人未必是好事，把自己看成“边缘”角色，跟权贵保持距离，才能去批评主流。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好莱坞热播电影《华盛顿邮报》所表现的，也是报人与“朋友”的冲突，最终还是新闻理想和专业精神超越了“私人情谊”，凯·格拉汉姆和本·布拉德利用“新闻大义”捍卫了报纸的尊严。

　　弗林特在《报纸的良知》中有一句话打动了我，他说：“有些伟大的主编相信朋友是新闻工作者的负担。”这句话并非说“新闻人不需要朋友”，而是说媒体需要有高于“私人朋友关系”的公共利益，应该把渴望知道真相的读者当成自己的朋友。新闻人应有超越雇主、友人、同行的效忠对象，《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中提到了这样一个细节，曾在辛辛那提担任过新闻播报员的尼克·克鲁尼说：“每当我和主管经理或同事讨论问题时，一直坚守一条底线：我不为你工作。你给我发工资，我非常高兴，但事实上我不为你工作，如果说到忠诚，我只忠于那些打开电视的人。”

　　弗林特提到了当年堪萨斯《恩波里亚新闻报》的一个案例，这家报纸在某天的醒目位置报道了该报两名记者因违反交通条例而被带到警局的消息，记者的姓名也被曝光了。对自己的记者都下得了手，没有留任何情面，足以让那些“求情的朋友”闭嘴。媒体的公信力和专业精神，很多时候就是靠这些“事件”塑造出来的，公信力与“私”是对立的。广告客户不出现在媒体的批评名单上、本地部门的丑闻不被本地媒体曝光、媒体领导的某个朋友酒驾被抓在报道时被隐去了名字、本地属纳税大户的企业不会被本地媒体批评、自家员工违法了习惯性地“替家人讳”、甚至“同行不互相批评”，这些现象会让受众觉得这家媒体在曝光真相上有太多的考虑。

　　审计署原审计长李金华当年因审计风暴受到媒体盛赞，刚开始审计署担心“审计点名会得罪人”，后来李金华说（大意如此）：就点名，全部点名。怕得罪这个得罪那个，工作就没法干了，都得罪了就“无所谓得罪”了，真正得罪人的恰恰是：有人被点名了，有人该点名却没点名，选择性点名，让人不服。同理，媒体报道也是这样。

　　新闻人不仅要独立于朋友，也要独立于敌人。弗林特说，毫无疑问，过分热衷于赢得大家的欢迎是有危险的，但同样危险的是一个主编在工作中受到他的敌人或他的竞争对手左右。这话很多人可能理解不了，我是能理解的，人们在工作中喜欢寻找敌人，锚定一个敌人，然后在批判敌人中凸显自己。这样做其实也失去了独立精神。有一段时间，我的评论把矛头都指向了某主编（此人常被网友群嘲），他一写评论我就去点评，寻找吐槽点。其实，这个主编并非每个观点都有问题，有些评论挺好的。被所谓的“敌人”设置了议题，就失去了独立判断的品质。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