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学传播是一项需要协同的事业，媒体记者需要增强科学素养，科学家也应该了解媒体的运作机制。

　　近年来，科学界发生的一些撤稿事件，比如韩国黄禹锡的造假事件，日本小保方晴子的丑闻，2017年斯普林格一次性撤销107篇中国学者的论文等，给科学研究带来了一系列伤害，同时也让某些公众开始质疑：科学崩溃了吗？

　　实际上，普通人并非直接通过查阅科学文献来了解科学研究进展，众多文献显示，完成正规教育的公众基本上是通过大众媒体渠道获取科技信息的，而且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程度依然很高。比如2017年4月，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美国公众对科学的信心多年来维持在稳定的水平；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对科学技术持有非常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是，公众了解和支持科学并不等于公众知道科学到底是如何运作的，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框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科学报道的走向和公众对科学的认知，所以媒体有必要思考该如何进行科学报道。

　　说到这里，就有必要谈谈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本文倾向于认为科学家与媒体之间存在着“强制性友谊”（即科学家需要通过媒体平台来传播科学，而媒体则需要从科学家那里获取报道的素材），而这种友谊经历了从强到弱的变化，现在我们有必要让双方都重新审视这种“强制性友谊”。

　　在科学建制化和科学家职业化初期，科学家与媒体之间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科学家愿意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传播他们的科研成果和新发现，而媒体则热衷于报道一些能够“热卖”的话题，应该说这个时期是科学与媒体关系的蜜月期。但是，随着科学共同体形成了自己的体系、语言、评价标准等，科学家开始退回自己的实验室中，同时媒体也发生了转变，认为通才型记者能够报道所有的话题，再加上经费等方面的压力，很多媒体裁撤了科学记者，甚至压缩或者取消了整个科学版面。双方的这种行为和做法必然冲击到科学新闻报道，进而损害公众对科学新闻的消费诉求。

　　此外，科学研究和新闻报道属于不同的专业领域，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隔阂。科学家在媒体报道中追求科学性和准确性，而媒体记者则会根据目标读者的需求来撰写报道，这种错位会让双方找不到共识。另外，有时候科学家会抱怨记者断章取义，甚至是夸大其词，而记者则认为科学家不了解科学新闻，不能说“人话”，这会造成双方信任的缺失。

　　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的兴盛给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更多的冲击。首先，一方面是科学传播的扁平化，科学家直接面向公众，从而有可能避开媒体。我们于2016年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530人的受访科学家中只有110人更喜欢以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参加科普，其他形式包括写文章、发表演讲或科普讲座、出版图书等等。另外一方面，快餐式新闻（McNews）以及复制粘贴式新闻（churnalism）的出现使得调查式科学报道愈加珍贵。在新闻通稿的基础上撰写的报道必然在科学性上有失偏颇，甚至会成为某些公共关系行为的传声筒。此外，假新闻的出现也给科学传播带来了一些冲击，特别是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伪科学的传播与扩散让公众茫然不知所措。实际上，科学家被称为科学传播的“第一发球员”，而媒体则是“二传手”，倘若媒体能够在进行报道时对一些信息追根溯源，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有助于杜绝假新闻的出现，也能让公众了解什么是科学，而不至于受到某些缺乏科学事实根据的消息的蛊惑，从而对科学的认知产生偏差。

　　所以，在当前的情境下，有必要重新审视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强制性友谊”，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原因在于科学家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在发生着一些变化，比如科学家通过媒体继续科普的充要条件有所减弱，他们可以绕过传统媒体记者而直接接触公众，而媒体则必须依赖科学信源以保证其报道的科学性和精确性，否则就会出现报道上的偏差和错误。此外，科学传播是一项需要协同的事业，媒体记者需要增强科学素养，科学家也应该了解媒体的运作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彼此的信任，维持这种“强制性友谊”。

　　（作者为中国科普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