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中国新闻业“拓荒者”之一，王韬的一大重要“拓荒”方式就是评论。

　　一直以来，“中国第一报人”王韬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位“拓荒者”的形象，属于“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同时，他也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而王韬的“拓荒”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评论。

　　王韬(1828年—1897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受聘于上海墨海书馆，先后帮助传教士编译《圣经》等书刊。1862年因化名上书太平军被清廷发现而被下令通缉，逃亡香港。1867年冬天到1868年春年漫游法英等国，后旅居英格兰。1874年回到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1884年回到上海，先后受聘《申报》编纂主任，创办弢园书局，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万国公报》特约选稿人，直至去世。

　　王韬一生办报经历丰富，奠定其在新闻史地位的，是创办《循环日报》。他自任主笔，主持笔政十年，效仿西报体例，几乎每天都在“中外新闻”栏内刊发“论说”一篇，1000字左右，评议时政，洞察时事，提倡变法。

　　中国报刊业之初，关于报刊该如何创办，王韬有三篇重要的评论，分别是《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和《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

　　何谓报馆“主笔”？1876年，王韬在社论《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主笔”的定位提出明确界定，他写道：“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然犹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终持之以慎而已。”

　　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王韬谈到报馆在地方上的影响有三重：“一曰知地方机宜也。雨旸之不时，盗贼之多寡，政事之利弊，民不尽报之州县，州县不尽报之上司。有新报则无不知之矣。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禀辞出于状帅，批语出于僚幕，成狱之词由于胥吏之填砌，则曲直易淆矣。若大案所关，命采访新报之人得入衙观审，尽录两造供词及榜掠之状，则虽不参论断，而州县不敢模糊矣。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谇其姑，甚或骨肉乖离，有朋相诈，诪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挞矣。”简单可概括为三点，即关注地方政事，监督法律事务，启蒙民众思想。

　　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若直陈时事，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已。其言之而可采也，则同于葑菲之不遗；其言之而无足采也，则同于刍狗之可弃，无所谓讪谤也。”

　　这些作为指导思想，构成王韬政论的底色。就政论篇目来看，王韬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社会变革与改良变法，如《变法自强》《原道》等；从生活中的具体现实问题来反思政治变革与经济变革，如《兴利》等；与外交和国际关系，如《英重通商》等。

　　尤其是《变法自强》的三篇政论，首次提出“变法”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他提出：“惟先尽其在我，以听之于天而已。尽其在我，则莫先乎变法自强。今日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

　　王韬的行文风格同样具有开创性，如《达民情》开头即说：“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扦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这种报章体在梁启超那里得到继承，并发挥到极致。乃至王韬为适应版面需要将字数控制在1000—1200字，也流传至今。

　　学者海青在编辑王韬时论、政论选集时提到：“其言论部分有先知先觉的谠论之气，他对时势的议论既不系统，也难谈深刻，虽有灼见，却也不时陷于书生意气的拘囿，大多难以实行，多人给人以纸上谈兵的感觉。”这种认知，不无道理，但并不影响王韬在言论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为了实现一个强盛的中国，王韬的“药方”是以西方国家的良政为师，推行改革，精简政府，提升效率。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