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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主张变革,崇尚良政

2018-07-22 20:07:27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7月上   作者:高明勇

摘要:  作为中国新闻业“拓荒者”之一,王韬的一大重要“拓荒”方式就是评论。

  一直以来,“中国第一报人”王韬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位“拓荒者”的形象,属于“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代。同时,他也是公认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而王韬的“拓荒”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评论。

  王韬(1828年—1897年),生于江苏省苏州市,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受聘于上海墨海书馆,先后帮助传教士编译《圣经》等书刊。1862年因化名上书太平军被清廷发现而被下令通缉,逃亡香港。1867年冬天到1868年春年漫游法英等国,后旅居英格兰。1874年回到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1884年回到上海,先后受聘《申报》编纂主任,创办弢园书局,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万国公报》特约选稿人,直至去世。

  王韬一生办报经历丰富,奠定其在新闻史地位的,是创办《循环日报》。他自任主笔,主持笔政十年,效仿西报体例,几乎每天都在“中外新闻”栏内刊发“论说”一篇,1000字左右,评议时政,洞察时事,提倡变法。

  中国报刊业之初,关于报刊该如何创办,王韬有三篇重要的评论,分别是《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和《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

  何谓报馆“主笔”?1876年,王韬在社论《论日报渐行于中土》中对“主笔”的定位提出明确界定,他写道:“顾秉笔之人,不可不慎加遴选。其间或非通才,未免识小而遗大,然犹其细焉者也;至其挟私讦人,自快其忿,则品斯下矣,士君子当摈之而不齿。至于采访失实,纪载多夸,此亦近时日报之通弊,或并有之,均不得免,惟所冀者,始终持之以慎而已。”

  在《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中,王韬谈到报馆在地方上的影响有三重:“一曰知地方机宜也。雨旸之不时,盗贼之多寡,政事之利弊,民不尽报之州县,州县不尽报之上司。有新报则无不知之矣。二曰知讼狱之曲直也。禀辞出于状帅,批语出于僚幕,成狱之词由于胥吏之填砌,则曲直易淆矣。若大案所关,命采访新报之人得入衙观审,尽录两造供词及榜掠之状,则虽不参论断,而州县不敢模糊矣。三曰辅教化之不及也。乡里小民不知法律,子诟其父,妇谇其姑,甚或骨肉乖离,有朋相诈,诪张为幻,寡廉鲜耻。而新报得据所闻,传语遐迩,俾其知所愧悔,似亦胜于闾胥之觥挞矣。”简单可概括为三点,即关注地方政事,监督法律事务,启蒙民众思想。

  同时,他也清醒地认识到,“若直陈时事,举其利弊,不过欲当局者采择之而已。其言之而可采也,则同于葑菲之不遗;其言之而无足采也,则同于刍狗之可弃,无所谓讪谤也。”

  这些作为指导思想,构成王韬政论的底色。就政论篇目来看,王韬的关注点主要聚焦于社会变革与改良变法,如《变法自强》《原道》等;从生活中的具体现实问题来反思政治变革与经济变革,如《兴利》等;与外交和国际关系,如《英重通商》等。

  尤其是《变法自强》的三篇政论,首次提出“变法”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他提出:“惟先尽其在我,以听之于天而已。尽其在我,则莫先乎变法自强。今日当变者有四:一曰取士,二曰练兵,三曰学校,四曰律例。”

  王韬的行文风格同样具有开创性,如《达民情》开头即说:“天下虽大,犹一人之身也。治天下之事,犹治人身之疾病也。善治病者,必先使一身之神气充足,血脉流通,然后沉疴可去。善治国者,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扦格,呼吁必闻,忧戚与共,然后弊无不革,利无不兴。”这种报章体在梁启超那里得到继承,并发挥到极致。乃至王韬为适应版面需要将字数控制在1000—1200字,也流传至今。

  学者海青在编辑王韬时论、政论选集时提到:“其言论部分有先知先觉的谠论之气,他对时势的议论既不系统,也难谈深刻,虽有灼见,却也不时陷于书生意气的拘囿,大多难以实行,多人给人以纸上谈兵的感觉。”这种认知,不无道理,但并不影响王韬在言论史上的地位与价值。

  为了实现一个强盛的中国,王韬的“药方”是以西方国家的良政为师,推行改革,精简政府,提升效率。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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