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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廷黻:讨论时事,不作结论

2019-01-30 11:14:45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12月上   作者:高明勇

摘要:蒋廷黻的遭遇,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前半生“学者论政”,后半生“学者从政”,随时代更迭而浮沉,随政权变革而零落。

  近代史学者马勇如是评价同为史学家的蒋廷黻:“在二十世纪晚期,蒋廷黻还是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失踪者’,1949年之前赫赫有名的历史学家,仅仅经过三十年的遮蔽,不仅从大众记忆中消失,即便历史学的专业研究者对蒋廷黻的印象也渐渐模糊。”2000年左右,蒋廷黻才再次回归大众视野,相关研究逐年增长,其专著《中国近代史》也一版再版。

  1938年,他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也被作为“蒋廷黻之问”频频提及。

  的确,蒋廷黻的遭遇,代表了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前半生“学者论政”,后半生“学者从政”,随时代更迭而浮沉,随政权变革而零落。1949年以前,在学界,他历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不仅为历史学学科发展做出卓越贡献,更影响了不少历史学者,费正清也自称受到他的恩德。他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已是基石性文献,他的《中国近代史》中体现的“中国现代化叙事”模式更是被视作“重构中国历史叙事”。

  在蒋廷黻看来,苦难中国的出路在政治,而他的选择是从历史中寻找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这些对理解蒋廷黻的“论政”经历至关重要。

  在言论史上,蒋廷黻有两个事件注定被记录史册。

  其一,1932年5月,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蒋廷黻与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人在北平创办《独立评论》周刊,并负责编辑事务。在回忆录中,蒋廷黻说:“大家每周聚餐一次,讨论时事,但不作结论。我们不仅对外界是独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间也互不干扰。”从第一篇《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1932年6月10日《独立评论》第四号)到《矛盾的欧洲》(1935年8月25日、9月1日《独立评论》第165号、166号),蒋廷黻刊发的政论文章有60篇之多,被誉为“《独立评论》之父”。以至于在回忆录中,他说:“我发现有许多人是从《独立评论》认识我的,而非从我花费多年心血写成的历史著作中认识我的。”

  其二,在20世纪30年代,直接发起并参与“民主与独裁大论争——这一场论争是中国言论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一幕。1933 年《申报月刊》发起的“中国现代化论战”,引发“民主与独裁大论争”。胡适提出命题:“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途径,究竟应该是独裁呢,还是民主呢?此后,十九路军在福建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另行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撰文《革命与专制》(1933年12月10日《独立评论》第80号),否定“革命救国论”。他认为,必须经过一个真正的专制时期,中国才能成长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才能避免割据的流弊。随之,更多的学者参与进来,钱端升、吴景超等人支持蒋廷黻,而丁文江、常燕生等人则支持胡适。

  客观地说,蒋廷黻的言论在主观上并没有刻意逢迎当权者,但这种政治主张暗合了当权者的思考与需求。

  学者论政的经历,也为弃学从政埋下伏笔。在1933年夏天到1934年6月,蒋介石曾三次约见他。1935年末,蒋介石亲自兼任行政院长,即任命非国民党员的蒋廷黻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耀。对我而言,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因此,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评知识分子鄙视政治之不当”。

  学术与政治之间,论政与从政之间,无法简单评价个人的抉择之优劣。1965年2月,老友李济去华盛顿参加学术会议,蒋知道后,函约李济开会期间入住他的官邸“双橡园”。有一次,他们两人闲谈。李济问:“廷黻,照你看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满足多,还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满足多?”蒋廷黻没有直接回答提问,而是反问李济:“济之,现代的人是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

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12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