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说法与事实，中间就是记者。

　　这是一起“五幕”闹剧：一开始是犯罪片：婴儿“被盗”是个悲剧；然后破案了：三天就找到了是个喜剧；然后一不小心“被盗”变成“丢失”，似有隐情，变成了悬疑片；再之后突然又出现婚外情与非婚生子情节，变成了狗血的伦理片；最后又有发展成反腐片的样子，某当事人还是个干部。

　　这么匪夷所思的剧情发展，就像警方和家属的悬赏金额的提升幅度，从5万元，到10万元，又提到15万元。

　　在三月的专栏文章中，笔者曾以反转为题写了一篇，这次本来不想写反转，但如此让人拍案惊奇的“大忽悠”情节，始终又绕不过去。那就试着继续从“防坑”的角度来说说。

　　其实，事件当事人策划、实施过程并没有啥高明的障眼法，甚至舆论的情绪阶段，也几乎和去年浙江乐清的“失联男孩”事件如出一辙。

　　类似的事情不是第一次上演。2016年夏天，在广州也曾发生一起女婴失踪案。事后警方查明，女婴并未丢失，一直由其母照顾，失踪事件系孩子父亲因见不到孩子（非婚生育）而自导自演。

　　先说说最早的消息，周口市公安局微博5月16日23时发布悬赏通告，第一句话就是：“16日11时许，在周口市川汇区文昌大道周口公园附近发生一起盗婴（男，四个月大，身穿淡青色连体衣）案。”随后是“当前公安机关正全力侦破此案，对提供线索破案的奖励人民币5万元”，从文本看，警方已经将此事件界定为一起已定性并亟待侦破的案件。

　　而根据上述通报，媒体报道标题描述的事情多为“河南周口一女子中午散步晕倒后男婴被盗，警方悬赏征集线索”，也有媒体17日的报道开头这么写：“5月16日12时左右，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周口公园附近，一名女子晕倒后，4个月大的男婴不见了。此事引发广泛关注，多位明星转发寻人信息。”

　　警方的案情通报，往往会先描述案情。媒体在引用的时候，如果将此类报警的案情通报直接作为事实来写，确实存在一定的风险。

　　而作为执法机关，警方的案情通报往往在描述的时候存在自己的逻辑结构，但由于警方的公信力，有时会被公众直接当成警方经过调查后认定的事实，因此通报的严谨程度和措辞的分寸感，会直接影响到媒体和公众对事件真实性和严重程度的认定。而近些年，报假警的消息屡见报端，警方在通报时如果把风险想到前面，有助于减少可能的误读。

　　当然，可以理解的是，据报道，此次周口事件中，孩子母亲走的是小路，监控视频未能捕捉到事件发生的位置。而从媒体公布的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刘女士推着婴儿车过马路，但没有孩子被抱走的画面。这些也使警方难以取证。

　　因此，此事也再次给警方提了个醒，当事人报警的内容不宜在通报中直接作为事实陈述，对仅仅是报案人描述的情节应做出更审慎的描述，如开头“16日11时许，在周口市川汇区文昌大道周口公园附近发生一起盗婴案”直接改为“警方接到市民报警称……”，并在之后强调“当前公安机关正全力调查核实该举报”。这样在语法上，对事件过程用报警人的说法而不是直接作为事实性描述，能更精准地让读者了解到该情节仍在调查核实中，尚未查实清楚。

　　媒体报道中也应对并无证据支撑的原因猜测审慎处理，如有媒体报道称《河南周口4个月大男婴失踪，亲属怀疑孩子母亲被下药迷晕》，这一标题内容来源于纯粹的猜测：孩子一位从医的亲属怀疑，可能被人为下药迷晕的，是专业偷小孩的人所为。

　　在事情未明的前提下，媒体报道的表述同样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就是强调报案人说了什么，或者警方说了什么，而不是直接把说法作为事实来描述，同时分析已掌握信息的证据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报道反转的可能性。

　　同时，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类似当事人的说法，要保持足够的审慎，特别是当事人单方面的说法无法证实的，应该尽量不引用，因内容考虑必须引用时，应尽量向其他人或单位核实，并写明核实的结果。

　　说法与事实，中间就是记者。

　　（作者为澎湃新闻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