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互联网时代的共识恐怕不会是一种逻辑共识，而更多是一种情感共识。

　　怀旧一直是一种常见的集体文化策略，人们通过怀旧行为唤起集体记忆，抒发对现实际遇的不满，并尝试建立一种关于道德和公正的共享逻辑。

　　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怀旧主要是通过电视媒介实现的，电视之前则是报纸。迄今为止，电视仍然是制造集体记忆的最强有力的媒介，它的这一能力基于其强大的视听符号系统、空间偏向的全球传播架构，以及对历史事件高保真的还原能力。戴扬和卡茨在《媒介事件》（Media Events）一书中用竞争、征服和加冕的隐喻来描述电视制造集体记忆的仪式感的不同话语结构。这种集体记忆的构成方式是中心化的，它的解释权归信息生产者所有，观众是纯粹的消费者，或被怀旧的情绪裹挟，或陷入“沉默的螺旋”。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无一例外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播，包括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戴安娜王妃的葬礼，等等。

　　随着互联网取代电视成为最强势的媒介，集体记忆的形成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从结构上看，集体记忆的结构正在日趋去中心化。简而言之，尽管怀旧仍然是一种一般性的集体行为，但参与者围绕特定的内容素材，会形成不同的理解框架，且这些框架之间可能会出现冲突。比如，在近日围绕著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的逝世形成的怀旧话语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两个框架之间的对冲。尽管贝聿铭出生于中国世家的背景和他享誉全球的经典作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矛盾，但在话语构成的层面上，两种框架的确指向了不同的意义。人们赋予贝聿铭及其作品不同的所指，却并不妨碍“贝聿铭逝世”这个事件成为互联网空间里的一场短暂而正式的怀旧仪式。

　　第二，从叙事上看，怀旧行为正在日趋碎片化。在电视时代，怀旧的叙事往往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下发生的。例如，阿姆斯特朗的登月就根植于冷战和美苏争霸的历史脉络，香港回归也与中国人积蓄一个多世纪的家国情怀不可分割。但在互联网环境下，怀旧的叙事几乎完全来自碎片化的生活情境：以往看过的电视节目、一个叫得出名字但谈不上熟悉的作家、发生在大洋彼岸的一个陌生的政治事件、一条关于高考或考研的新闻，等等。碎片化的怀旧叙事固然体现了互联网用户更大的文化自主权，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这种怀旧行为及其指向的共同记忆的集体性。互联网时代的集体记忆有了一种多面性，不同类型的碎片化怀旧叙事一起构成互联网媒介特有的集体属性：价值多元。

　　第三，从效果上看，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记忆趋向于越来越短期的“即时满足”。从网络用户的需求角度看，参与怀旧的动机往往是短暂而急切的情感需求，这种需求又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缓解快节奏的现代城市生活带来的焦虑和心理压力。因此，与电视时代相比，互联网集体记忆的真正效果恐怕不是“记住”，而是“忘记”。从大量相关案例来看，当下的网络怀旧事件的热度通常只能持续两三天，随着新的事件发生，原有的怀旧叙事就会迅速淡化，由大众话语场域转向微观的、本地化的话语场域。

　　如果我们认为怀旧行为是集体记忆得以形成、文化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路径，那么在互联网时代，怀旧行为正在逐渐丧失这种功能。人们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界定正在加速个体化，在全社会范围内寻求共享意义的做法也将日趋成为一种徒劳。但这一局面也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积极性，那就是任何一种试图将自身伪装为常识而被大众不假思索接受的宰制性话语，都不得不面对比以往更多的困难。从这个角度来看，互联网时代的共识恐怕不会是一种逻辑共识，而更多是一种情感共识，网民通过短暂的情感共享仪式获得力量，并在不断的情感消费行为中消解负面情绪，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前行。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