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79年，美国历史学家舒衡哲采访张申府后在撰写的口述史《张申府访谈录》中写道：越听张申府讲故事，越核对他与同时代知识分子（这些知

　　1979年，美国历史学家舒衡哲采访张申府后在撰写的口述史《张申府访谈录》中写道：“越听张申府讲故事，越核对他与同时代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是所有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有世界影响的）的文献及回忆”，“就越觉得这位杰出的哲学家竟然在现代史上被忽略了这一点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的确，“不可思议”的背后，是张申府的经历足够“重要”“独特”和“传奇”。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但又在上世纪20年代中期退党；1940年代，他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却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被民盟开除；他在科学思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引进、传播和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7年却被打成“右派”。

　　历史学家雷颐则连续撰写多篇文章介绍张申府，认为在风云激荡的中国现代史上，他是一位非常重要却长久被“历史”遗忘的人物。在言论史的维度，张申府同样是被“历史”遗忘的。

　　张申府，原名张崧年，1893年生于河北献县。1913年，张申府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留校。求学期间，对哲学有浓厚兴趣，用力颇多。早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曾在北大、清华、北师大等校任教，讲授西方哲学史、逻辑、数理逻辑等课程。

　　张申府是《新青年》的经常撰稿人，后又任编委。1918年和李大钊一起创办《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1927年，翻译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翻译名叫《名理论》）。

　　1922年5月，胡适、蔡元培等联名签署《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刊》），提出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应该以“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张申府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1922年10月《少年》）公开反对，具体理由有四：1.一个人或一阶级的政治主张，总是为其人、其阶级自身的生活利害而发；2.即便实现，“在这等政府之下，劳动阶级（靠自家劳动生活的）养活人而治于人的人，还不是同样的生活不能得安？”3.胡适主张的“好人”“优秀的人”，今天并无多少；4.中国今天真正的“好人”“优秀分子”就是中国共产党。

　　政论家张申府，兼具知识分子与革命家的气质，他对两种角色所面临的问题也有较为明晰的界定：“社会的问题在于群与己，学问的问题在于全与分。”（《续所思》）

　　同样，长期关注于哲学思考的张申府，在参加革命活动时依然从本源角度思考问题：“我们为什么革命”？“革命是社会结构由积渐而致的骤然变革”，“我可以极郑重斩截地说，革命乃是对于制度，绝不是对于人。”（《我们为什么革命》，1929年1月6日《民众先锋》）

　　1933年8月起，张申府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邀请，1933年9月初至1934年年底，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其间以“续所思”的名义发表思想随笔160多篇，着重谈如何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1937年，张申府和陈伯达、艾思奇等发起“新启蒙运动”。在《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中，张申府在肯定了五四的意义后，又写道：“但，另一方面，五四也有它的缺欠，有它的时代的限制，也正不必讳言。”“如果把五四运动叫作启蒙运动，则今日确有一种新启蒙运动的必要；而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

　　此后他又撰写《什么是新启蒙运动？》，指出“新启蒙运动”当前要做的最重要的两件事，“思想的自由与自发”，“民族的自觉与自信”。1939年，他撰写了《新启蒙运动的再开展》。

　　张申府一生命运的转折点，应该在于1948年9月发表于《观察》杂志的《呼吁和平》。由此，在受到严厉批判后，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1949年后，张申府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1986年7月，张申府逝世时，《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他为“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张申府先生是民盟的创始人之一，今天翻阅民盟的历史，有关他在创建过程中的贡献记载寥寥，只剩下名字而无事迹。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