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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与话语暴力

2020-05-22 15:10:08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5月上   作者:常江

摘要:  网络话语暴力是Web 2 0技术架构致力于培育的公共讨论精神的首要破坏者,不仅制造争端,更会刻意破坏现代社会的交往理性。

  新冠肺炎疫情制造的特殊的信息环境和传播生态,不但使特定类型的信息和平台的作用得到全面凸显,也同时令一些原本或多或少处于隐藏状态的传播失范现象更加可见。其中最引人侧目的,莫过于基于网络的话语暴力。

  近期发生的两个案例都很有代表性。

  一是在疫情期间以其精深的学识和专业性折服了中外大量民众的张文宏医生,只因一句“特殊时期早上不要让孩子喝粥”而被很多网民扣上了“崇洋媚外”的帽子。二是著名诗人北岛在豆瓣上发出自己的诗作,竟被大量网友辱骂,最后决绝做出“我从此关闭诗和诗的评论区”的决定。这两个事件其实在疫情期间的传播生态中并不罕见,只不过它们所涉及的当事人的身份和“地位”,还是令人不由得发出感慨:究竟还有没有人可以免于网络话语暴力的攻击?

  关于网络暴力的形成机制,中外学界都做过系统的研究。在英语语境下,这类利用社交媒体匿名性特征专事对他人言语侮辱、人身攻击的互联网用户被称为“troll”。这个词来源于古挪威语,用来形容一类巨怪或恶魔。也就是我们在中文里所说的“网络喷子”。这类人的话语暴力行为通常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受特定机构支持或资助的、目标明确的网络攻击行为,比如Andris Spruds等人就在针对乌克兰危机的网络冲突的研究中,发现了清晰可鉴的有组织的定向攻击路径,这些攻击者通常使用假的身份,同时注册多样的账号,平时毫无活动,其存在的唯一目的就在于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进行骚扰和攻击。而另一类网络喷子,其话语暴力行为则通常被视为一种心理疾病的外显。比如心理学家Ben Radford就曾用“小丑”的隐喻来形容网络喷子:这些人通过为自己化上浓妆并使用假的名字,来找寻一种特殊的身份识别和心理满足。因此,网络喷子的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由心理问题导致的反社会行为。

  关于主流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特征和文化属性是否“诱发”甚至“培育”了网络话语暴力现象,这是一个仍在激烈讨论中的问题。

  比如,有学者指出,微博与推特平台的一个显著的设计差异,在于前者保留了BBS时代的“评论”功能,这就使得言语的冲突在整个平台上更加可见。此外,由于推特只能转发,致使转发和评论是合一的,因此任何人的全部言论都可以通过点击其用户名完整查看,这就杜绝了很多人转发时“温和理性”,在别人的微博下方评论时“丧心病狂”的“小丑效应”,弱化了社交媒体前台匿名性可能诱发的暴力。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人将网络喷子的“匿名攻击”视为一种反抗强权的文化,并以此作为自己的某种“精神信条”。比如有人高度认同知名黑客群体Anonymous。这实在是一种逻辑上的谬误。就以Anonymous来说,其黑客行为(包括攻击儿童色情网站、支持维基解密、公布3K党成员名单等)通常仅针对在国际社会领域的重大公共议题,同时其行为也有明确的价值观框架。这与“为骂而骂”的网络喷子有本质的不同。

  网络话语暴力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长远来看,它是Web 2.0技术架构致力于培育的公共讨论精神的首要破坏者。这类话语并不仅仅制造争端,更会刻意破坏现代社会的交往理性。它带来的直接结果可能是对特定人群的精神伤害,深层后果则是令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特定专业和技术领域的精英放弃通过社交媒体与大众对话的想法,从而导致低质量信息的横行。例如,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当下,若专业医生集体沉默,那么大众从互联网上获得的医疗、保健、免疫、营养等方面的信息,将会是何种模样?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从更大的方面来看,话语暴力会消解一个民族的内部凝聚力,令人们对社会共识产生不信任感甚至幻灭感,最终带来的结果则是越来越多的人信奉犬儒主义,不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一个只能听到极其有限的声音、大多数人选择沉默的民族,都是没有希望的。

  (作者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20年5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