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记者不是法官，对案件“只报道事实、不陈述观点”，没什么不可以；但可不可以对死者多一些尊重，不要报道嫌犯的一面之词？

　　5月24日，《纽约时报》头版列出了1000名新冠肺炎死者的姓名、年龄和身份，并这样写道：“他们不仅是一个个名字，他们曾经是我们。”

　　对逝者的尊重，是媒体题中应有之义。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媒体没有区别。遗憾的是，我们不难在媒体上看到一些对逝者不尊重的情况出现。

　　一个人去世，通常有因病死亡和意外死亡两种情况。前者，除非是重要人物，或者和重大事件有关（比如疫情），媒体一般很少报道；意外死亡，因为事件可能带有突发性质，媒体报道的概率会高一些。在突发事件报道中，记者往往关注事件的新闻性，忽略了对逝者的尊重。就算逝者身份低贱，也要记住：他应该作为一个人被尊重，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物品和事件中的环节。

　　最让人不吐不快的，是某些案件中的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明知道受害人已经“死无对证”，记者还是采信了施害人的一面之词。这样的稿件，看上去细节生动，却令人如鲠在喉。

　　2002年，江苏扬州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女子被杀。经过18年的艰辛追捕，2020年4月，嫌犯终于在云南昆明落网。案子破了，是好事；进行报道，也是好事。唯一的问题就在于：稿子好“采”，如何求“信”？

　　说它好“采”，是因为警方的讯问都会留下笔录，白纸黑字，一目了然；现在有了视频，就更确凿了，嫌犯说过的话，想赖都赖不掉。但做到“信”——真实、可信，就不容易了。嫌犯为了逃脱罪责，很可能会说假话，即便最终通过法院审判，也很难保证嫌犯描述的所有细节都是真实的。

　　在被害人已经死亡、死无对证的情况下，做到“可信”，就更加困难。记者如何去核实？难道就只相信白纸黑字的笔录、相信嫌犯的一面之词？

　　这个18年前的凶杀案，就十分典型。

　　嫌犯供述，他杀人的前因后果是这样的：

　　18年前，被害人到手机店买手机，碰到了嫌犯。嫌犯和她搭讪：“你怎么不买部好手机？”被害人说没钱，于是两人在手机店达成了“协议”，被害人“陪”嫌犯一次，嫌犯给她“三五百元”，这样她就可以买部好手机了。

　　——这个“前因”，不仅让人怀疑，且有几分荒诞，小说都不敢这么写。手机店这种公共场合，能谈这种事？记者又如何核实呢？

　　至于“后果”，也“生动”得令人困惑——

　　“事后，程某（嫌犯）给了蔡某（被害人）400元。蔡某却嫌钱太少，向程某索要1万元，否则就报警，说程某强奸。两人当即发生了争执，程某死死掐住了蔡某的脖子，直至其咽气……”

　　不客气地说，即便嫌犯说得完全真实，任何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都应拒绝采信。为什么？因为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无罪推定。受害人，属于被加害的对象，多数情况下属于无辜者。对嫌疑犯都要“无罪推定”，何况是受害者呢？难道因为她被杀，就一定有“被杀的理由”？

　　在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们首先要假定被害人是无过错的。否则，一旦有人受到伤害，人们会形成“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惯性思维，导致正义无法伸张，罪恶逍遥法外。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如果嫌犯认定受害人有错，“他很坏所以该杀”，那嫌犯必须举出确凿的证据，警方或者记者才可以采信。

　　但我们的很多报道都犯了这个错误。受害人已经死了，记者一般不会去看死者一眼，或者到凶杀现场去看看；嫌犯更可以满嘴跑火车，因为死无对证，自己把被害人说得再怎么坏，他也不可能跳出来对质了。

　　记者不是法官，对案件“只报道事实、不陈述观点”，没什么不可以；但可不可以对死者多一些尊重，不要报道嫌犯的一面之词？

　　有些案件报道，记者采访了当事人，但明显加入了“合理想象”的成分。比如受害人在遭受侵害时的感受，他怎么可能会和记者——一个外人，描述得那么详尽呢？

　　这样的细节，越是生动，就越不可信。

　　（作者为鲁中晨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