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们在网络上的情感表达被赋予了一种以“同理心”为名的、类似于革命的期望，而不符合这一期望的人则被视为敌人，如同情感领域的“阶级斗争”。

　　互联网信息和舆论的琐碎化业已成为当下文化环境的常态。在没有重大突发性事件或公共危机发生时，网络信息热点多以社交短视频平台上的娱乐性内容为触发点，主要外在形态则体现为海量用户基于公共平台对娱乐人物的私人生活的讨论。这一信息生态其实在传统媒体时代即已相当成熟，但数字平台前所未有地将各方面的情绪表达与事件本身汇于一流，共同凝结成一个内在纹理复杂的情感连续体（continuum）。琐碎、庸常的网络信息热点成为这一情感连续体得以生成和存续的主要催化剂，盖因这类事件的公共讨论往往受限较少，大众在其他公共议题的舆论中积蓄和压制的情感力量得以全部释放。

　　但是这种情感力量只是单纯地在合适的时机宣泄出来而已吗？很多研究给出了相反的答案。比如学者Andrea Muehlebach曾在意大利展开过一项针对网络公众的研究，结论是：那些以“同理心”（compassion）为名完成的情感表达并没有赋予大众更多的文化权力，却反而导致了一种新的“后福特主义”的权力等级秩序的出现。情感于其中成为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大众通过情感宣泄所追求的仍然是传统福特主义劳动秩序中所推崇的“归属感”和“稳定感”。作者因而用汉娜·阿伦特的名言作为开篇：历史告诉我们，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苦难的场面会让人类产生真正的同情心。

　　这项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互联网生态中的很多热点舆论有启发意义。比如，在仝卓的报考资格造假事件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信息的生产者和信息链条的塑造者是如何通过各种方式把整个事件的进程拉长，并精准把控链条上各个关键节点之间的时间间隔，来充分调动大众情绪的。网络用户的讨论虽然被冠以“吃瓜”之名，其实自始至终都在进行着对情感连续体的塑造，“吃瓜”不过是大众用于确信自身“安全”的仪式性话语而已。尤其重要的是，这种情感上的“包含”（inclusion）和“排斥”（exclusion）都是指向一种想象中的社会正义，那就是教育公平、反对特权。当然，在一个如此复杂的社会里，任何纯粹的社会正义都难以完全实现，因此只能是“想象”。故而，网络用户的情感劳动并不单纯是给平台创造了剩余价值，其更重要的角色其实是稳定的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很多时候这一角色有着积极作用，比如近期王振华性侵儿童案一审判决所触发的舆论愤怒所折射出的公意。

　　不过，情感劳动的上述角色在一些情况下也有可能成为某些压迫性结构的维护者。Encarnacion Gutierrez-Rodriguez曾经专门研究过家庭生活中的情感劳动问题：女性所从事的家务劳动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情感劳动，以“母性”和“哺育者”的身份为名，女性从事了大量不能直接被转化为货币的家庭劳动，这种劳动给予女性的回报主要是对自身“典范女性”身份的确信，以及这一身份确信所带来的对于稳定家庭结构的想象。作者的结论很直接：这就是一种劳动的殖民性，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情感连续体往往与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制度、风俗和司法力量保持着相互支持的关系。这一点，在近一个月大众对“离婚冷静期”的讨论中有所体现，限于篇幅，不展开讨论。从本质上看，基于互联网信息环境的情感劳动是一种较为粗糙的直接民主。由于没有实质的力量对其加以制衡，因此网络情感连续体的排异性很强。这其实有一点像情感领域的“阶级斗争”。人们在情感表达中被赋予了一种以“同理心”为名的、类似于革命的期望，而不符合这一期望的人则被视为敌人。所以，我不太赞同Gutierrez-Rodriguez所做出的“殖民性”的判断，因为对情感劳动的结构进行再生产的并不是殖民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合理性”，而是暴力革命赖以生存的“道德正义性”。

　　互联网的情感劳动及其暴力性问题，并不必然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但它所带来的新形式的、有的时候是更加隐晦的对少数人的压迫，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的思考。

　　（作者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