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个体健康危机是社会健康危机的一个隐喻，需要治疗的除了我们的精神，还有我们沉浸其中的技术与文化。

　　从2018年到2020年，已有多个权威研究报告显示：全球范围内遭遇精神健康危机的人数正在急剧增长。世界卫生组织（WHO）今年年初发布的世界抑郁症病患报告披露的信息触目惊心：抑郁症业已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的常见病，有超过2.64亿患者，每年导致超过80万人自杀，其中15-29岁年龄段患者的自杀率尤其高。

　　曾有人将各种类型的精神疾病称作“现代性的后果”，可见其成因复杂。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影响人类精神健康的具体因素，比如日渐大范围、高强度的沉浸式互联网使用行为。2018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即发现，对Facebook、Snapchat和Instagram这三个社交媒体平台的高频率使用显著提升了人们的孤独感，并得出了一个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结论：越少使用社交媒体，人们反而越不容易孤独。

　　互联网对人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的一个关键的联接点，是它对“缺失恐惧”的心理的强化，亦即人们普遍会担忧或恐惧自己获得的信息与快乐会少于他人。尽管这种心理状态早在互联网诞生之前即已长期存在，但互联网制造的信息冗余和信息匮乏并存的媒介生态显然令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人们开始养成每隔几分钟就查阅社交平台信息更新和最新聊天信息提醒的习惯，变得紧张不安，从而引发焦虑情绪和自信心低下等问题。但问题是，这样的行为频率越高，焦虑感反而越强，从而进一步引发更深度的网络沉浸行为，构成恶性循环。有研究者称之为“焦虑的下行螺旋”。

　　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具体的网络使用行为可能给自我或他人带来的精神健康危机，其中网络霸凌（cyberbullying）最引人关注。著名的i-SAFE基金会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青少年曾是网络霸凌的受害者，同时也有超过一半的青少年曾是网络霸凌的施害者，而超过一半的青少年从未对自己的父母倾诉过自己被霸凌的经历。以推特为代表的大型社交平台业已成为仇恨言论、谎言和言语欺凌的温床，这实际上就是全球性的价值极化结构在人的行为层面的具体体现：极端的价值观诱发极端的语言和行为，而网络立法的效率显然无法跟上新型网络攻击诞生的速度。在越来越多的人将互联网视为逃避现实的“安全毯”的当下，全球互联网当下的言论和文化氛围将对他们构成另一种形式的重击。

　　面对这些问题，很多研究机构和精神健康组织也提出了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前文提到过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团队的一个研究结论就是：将每日使用社交媒体的时间降低到30分钟会显著地减轻焦虑、抑郁、孤独等精神问题。但与此同时，学者们也指出，在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下，骤然做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不妨通过一些更加具体的操作方式逐渐实现，包括：不要将手机和平板电脑带进卧室；关闭社交媒体的信息提醒功能；逐步删去手机上使用不多的App，等等。当然，即使是这样保守和审慎的方法，在我们如今早已被社交媒体搅混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也很难实现。

　　文化方面的反思或许是“治本”的方法。至少在教育领域，增加媒介素养和文化理论方面的课程数量，令青少年和大学生对工具论式的所谓“互联网思维”有更加清醒的认识，培养针对互联网文化的批判性思维，已是迫在眉睫的事。这种反思或教育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互联网技术的公司本质，互联网技术的文化与政治偏向，互联网对人群的分化，互联网对个体的“赋权”和“排斥”机制，等等。这实际上与有些学者提出的传播学教育应当追求“有意义的联接”，而不仅仅是信息生产的效能是异曲同工的。

　　正确的认识论带来正确的方法论，互联网与精神健康之间的关系不单纯是一个“刺激-反应”机制，其背后的文化机理同样引人深思。个体健康危机实际上是社会健康危机的一个隐喻，需要治疗的除了我们的精神，还有我们沉浸其中的技术与文化。

　　（作者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