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进行深入采访和报道，进而折射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问题，这不就是记者的初心和天职吗？

　　北京人社局副处长王林一夜成为网红——因为他当了一天的外卖小哥。“累瘫了，太委屈，12小时才挣了41块钱。”此事不仅让北京卫视的《局处长走流程》一炮打响，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极大关注。

　　很快，北大的博士后陈龙也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他加入了一家外卖骑手团队，花了5个半月时间进行田野调查，每天送外卖，体验骑手的劳动过程。

　　从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角度看，博士后用近半年的时间送外卖给自己的论文“打底”让人折服和叹服，这是将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生动且成功的案例之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让这位博士后的论文充满了现实主义的情怀和关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位博士在论文致谢后记中的惊艳开头：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的论文送到你的面前。而他的“把书念下去，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则几乎是信仰宣言。学术的薪火相传，博士一定是主力军。他们的奋斗与追求、光荣与梦想，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学术研究的走向和未来。

　　而将自己缩小到新闻传播学研究者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位在外卖小哥飞驰大军中摸爬滚打的博士后，如果是学新闻的就好了——尽管这显得有些狭隘和空想，但对一个社会广泛关注的群体进行深入采访和报道，进而折射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问题，这不就是记者的初心和天职吗？

　　从学士、硕士、博士到博士后的所有新闻学子，包括媒体的从业者，都应从这位博士后的田野调查中想一想：他的一路走来是不是恰恰是我们应该干的。

　　因为，他的身体力行的调研始终围绕社会学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资本如何控制劳动者，而劳动者又是如何反抗的？陈龙在摘要部分表示：“沿着马克思技术控制的思路，本文从组织技术和科学技术视角对外卖骑手的劳动过程进行研究。”通过自身经验，陈龙指出：“一方面经过平台公司对控制权的重新分配，平台系统与消费者取代了平台公司对骑手进行管理。平台公司看似放弃了对骑手的直接控制，实则淡化了雇主责任；劳资冲突也被相应地转嫁到平台系统与消费者之间。另一方面，数字控制从实体的机器、计算机设备升级为虚拟的软件和数据，平台系统通过潜移默化地收集、分析骑手数据并将数据结果反作用于骑手而使劳动秩序成为可能。”陈龙认为：“数字控制不仅削弱着骑手的反抗意愿，蚕食着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还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对自身的管理过程中。数字控制还表明，资本控制手段不仅正从专制转向霸权，而且正从实体转向虚拟。”

　　如果说以上的结论有些高深的话，那么对“骑手竞争激烈，平台不断试探人的极限”的例证则让人一目了然：外卖平台上最早送一单要一个小时，他们现在能达到28分钟。压缩了那么多时间，一方面是技术上有更新，但更多的是靠骑手。

　　于是，身为路人的你不断看到身边飞驰而过的外卖小哥闯红灯便有了深入的认识——是怎样的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他们如此玩命？仅仅是不好说话的顾客的差评吗？仅仅是简单的争分夺秒吗？

　　陈龙的研究让我想到了卓别林的电影中流水线上的工人形象，人已经成了机器。一百多年后，流水线是外卖小哥的起跑线吗？

　　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提法让人眼前一亮，而蚂蚁金服上市被紧急叫停，更是给了资本的无序扩张当头棒喝。在党中央新精神、新提法的引领下，人们对一些社会乱象的认识在深入和深化。比如有抄袭剽窃劣迹仍然道貌岸然地以导师身份在节目中亮相，比如有流量明星代孕弃养和天价片酬而闹得沸沸扬扬，以往对此更多的是道德上的愤怒和谴责，而如今人们对资本和平台的追问明显击中了要害。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