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广州媒体在做舆论监督报道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正因如此，才让我们有更多期待。

　　最近，被两件事情刺激到了。

　　一件事情是《人民日报》记者赵永新出了一本书，名叫《圆明园防渗之争》，说的16年前的2005年，《人民日报》在环保专业人士支持下，对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一事，牵头发起的一场公众讨论，得到政府的积极响应和诚恳善后，成功推动了公共治理的改良。《人民日报》原资深记者祝华新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里说，此事堪称社会主义“全过程民主”的一个经典案例。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12月12日晚上，广州市委副书记罗冀京，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林道平等十人被问责，原因是“大规模迁移砍伐城市树木”，严重破坏了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风貌。

　　两件事都涉及环保事件，但是媒体的介入程度反差极大。在第一件事情上，媒体积极介入，引发社会讨论，显示的是媒体荣光的一面；在第二件事情上，媒体退避失语，带给大家的观感只能是尴尬甚至不堪了。

　　2021年伊始，一项名为“广州市绿化造林”的专项行动在广州展开，行动以“疏林草地”的造景形式、“一路一主题树”的景观要求，打算使全市树木“焕然一新”。

　　此种不顾广州绿化历史和独特气候条件的做法，第一责任人当然是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但是，我们的媒体有没有责任呢？不错，这一次没有媒体负责人被问责，我们也不应该对媒体工作者提出额外的要求，如果要提，也应该是要求党政领导人给媒体一个更加宽松的报道环境。但如果广州媒体能够较早地对砍树事件予以报道，并在社会上进行更广泛更公开的讨论，那么很可能就不会有十名领导干部被问责的事情发生，既保护了这些干部，也不至于让广州改革开放的好形象受到影响。

　　专业媒体没有发声，但如今已经是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在这一次的护树运动中，许多广州普通市民、专家学者和退休官员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反对意见。有的去园林局当面表达不满，有的在网上发起质疑和讨论，有的通过特定渠道向上级党委政府反映情况。正是他们的努力才保住了广州大多数的榕树。此事再一次证明，业余的“自媒体”在公共事件的报道上并不业余。

　　犹记2015年天津港大爆炸事故发生之后，当地政府一度对前往采访的记者围追堵截，试图垄断对事件的报道权和话语权，结果让天津成了“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这被许多新闻传播学者解读为爆炸事件的一次“次生灾害”。没想到，一向以媒体发达著称的广州如今也成了“一座没有新闻的城市”。

　　12月12日晚上十点左右，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十人被处理的消息，来源为中纪委国家监委微信公众号，属于非常权威的信源。但细观朋友圈，却没有几个人转发，要知道我朋友圈里可是有不少广州的媒体人啊。又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朋友圈里开始密集出现广东省和广州市分别召开高规格会议，痛定思痛并吸取教训的会议消息。

　　其实，做舆论监督报道在哪个时期都不容易。以“圆明园防渗之争”为例，祝华新在微信公众号里说，如果只靠个别记者的敏感和敢作敢为，即使采写出稿件也难以与读者见面，在这次事件的采访中，记者赵永新不是孤身作战，《人民日报》编辑部共同的价值观为他撑腰。上面有时任总编辑张研农，中间有科教部、总编室的主任、副主任，基层有赵永新和他的记者战友，这些人共同形成了这次舆论监督报道的“一致行动人”。

　　同时，“圆明园防渗之争”这组报道的基调也不是要故意与圆明园和海淀区有关部门做对，而是客观理性地摆明各方的不同观点，在争论中求得最佳解决办法。做过舆论监督报道的记者都知道，像圆明园防渗、广州砍树这些的题材属于相对软性的选题，操作的难度比“纯揭黑”的调查性报道低多了。

　　事实上，广州媒体在做舆论监督报道方面是有优良传统的，过去三十年里，那些能够被国人记住的重磅报道很多与广州的媒体紧密相关。而且，在2021年的砍树风波中，也不是所有媒体都没有动静，至少《新快报》在此过程中就曾做过整版的报道。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历史积淀，才让我们对广州媒体有更多的期待。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