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新闻媒体大有作为的地方多着呢。

　　“3·21”东航客机事故发生后的第三天，朋友圈里有人转发复旦大学教授陆晔在《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去中心化”时代新闻媒体的意义何在？——由MU5735空难报道谈起》。我的第一反应是：早了点儿吧？第二个黑匣子还没找到呢！这时候就开始研究空难报道了，是不是太性急了。然而在仔细读过这篇急就章后，感觉文章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更重要的是，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同样应当在第一时间对热点事件发出专家学者的专业意见，这是责任，更是担当。

　　陆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移动互联网时代机构媒体、自媒体、大V和普通公众等多主体参与到新闻生产当中，来自工业化时代的机构媒体新闻生产的专业化原则和机制在不同层面失效了，新的规范尚未建立。”于是，新闻专业精神何处安放便是顺理成章的问题，而且在祸从天降的事故面前更加凸显。

　　陆教授的提醒很快就被不幸言中——一家在航空领域最权威的专业报纸发出了“第二个黑匣子已找到”的假新闻，最专业的报纸干出了最不专业的事情。最荒唐的是：加上标点符号不过十个字的新闻竟然署了七个记者的名字。朋友圈里，一位报社前老总调侃道：“七个记者署名的新闻，可能是临时工采访的、写的。”

　　如果把这件事仅仅看成是专业媒体急功近利的偶发和不慎，那么新闻专业精神将更加无处安放。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今天有不少记者对流量如此向往？为什么这些记者对10万＋如此痴迷？为什么记者对深入采访和走心写作嗤之以鼻而对网红式出镜趋之若鹜？

　　陆教授在其文章中提到：2004年包头空难，47名乘客、6名机组人员罹难并造成地面2人死亡，当时几家媒体报道只提及机组人员和4名乘客的名字，遭致广泛批评；而《南方周末》李海鹏的特稿《悲情航班MU5210》讲述的遇难者及家人的故事，时至今日依然被一些人视为灾难报道的杰作。2010年伊春空难，《三联生活周刊》特稿《伊春空难：灾难之旅和生命之歌》讲述了罹难者的故事和生还者的自救，令读者动容。陆教授的这番追述是要印证这样的判断：要知道，在我们这一辈人从事新闻实务和新闻教育的年代，讲述灾难事故遇难者的个人故事，“让每一位遇难者都有名字”，将灾难事故中冰冷的死亡数据还原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曾是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面向。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个“重要面向”过时了吗？

　　为此，我重新翻阅了《南方周末》和《三联生活周刊》的这两篇特稿。特稿都比较长，无法详细引述。这里可以通过文中的小标题做一个大概的还原——“踏上灾难之旅”“自救的人们”“艰难的救援”“现场的磨难”“现场和现场外的困惑”“中国式善后”。必须强调的是：包头空难是飞机刚刚起飞，伊春空难是飞机即将落地，而且由于救援及时，伊春空难的生还者多于遇难者。而“3·21”事故是主要撞击点深度从地表向下延伸至20米左右，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故更加惨烈。

　　因此，“3·21”东航客机事故不存在“自救的人们”，“现场的磨难”也主要是救援者战胜各种困难。如《南方人物周刊》特稿《救援与等待：莫埌村这一天》，《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特稿《我愿意讲述：姐姐姐夫都在那架飞机上，还有1岁半的外甥女》，红星新闻《坠机核心区黑色蝴蝶发圈疑似云南女孩所留，好友：曾见她戴过，和闺蜜乘同一航班》，等等。

　　不过，我对新闻专业精神何处安放并不悲观，因为这样一条新闻让我备受鼓舞：《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月31日召开会议，听取“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的汇报，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在我印象当中，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航空事故这是第一次。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新闻媒体大有作为的地方多着呢。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