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与日本社会和媒体相比，中国传统媒体的断崖式下滑是整个社会数字化的必然结果。

　　上两篇专栏谈到，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下，日本的报纸、杂志、电视等传统媒体有了下滑，但是并没有“断崖式下滑”。有数字为证：如今《读卖新闻》每天的发行量大约有八百万份，《朝日新闻》每天的发行量大约是五六百万份，《每日新闻》每天也有二三百万份。这三份报纸是日本全国性、综合性报纸的代表，在新媒体如此发达的背景下，每天还能有这么大的发行量，的确不容易。

　　日本传统媒体为什么还保持比较旺盛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很复杂，上一篇专栏文章着重讲了报纸如何不断对版次进行迭代，通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到这些媒体不断进行着“维持性创新”。其实，“维持性创新”在日本报界甚至在整个日本社会都随处可见，传统观念的强大构成了日本社会发展的一个鲜明特征。

　　比如，在如今的中国，电子支付已经成为购物过程中绝对主流的支付方式，大部分中国人外出购物时不再需要带钱包，一个手机可以走遍天下。但在日本，虽然信用卡、手机等支付方式也已经非常普遍，但是现金支付依然随处可见，如果是在一些小的商店购物，现金支付甚至是唯一方式。

　　因此，在日本无论到哪里，笔者都要带着钱包还有一个专门装硬币的小袋子。日本的现金，一万元、五千元、一千元三个面额是纸币，其他的五百元、一百元、五十元、十元、五元、一元面额的统统是硬币，硬币的使用量很大，对我们这些在国内不太使用硬币的人来说，最初面对一大堆五花八门的硬币时感觉很头疼。当然，随着使用频率加大，对这些硬币也慢慢熟悉起来。

　　支付方式的数字化是整个社会数字化的一部分，这是伴随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带来的巨大变化。中国把握住了这一波通信技术发展的节点，在应用层面推出了许多世界级的互联网应用，再加上特殊的国情，使得中国整个社会的数字化程度非常高。尤其是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诸如核酸检查、疫苗注射等行政性服务也实现了数字化操作，更进一步提高了社会的数字化水平。显然，中国传统媒体的断崖式下滑是整个社会数字化的必然结果。

　　相比之下，日本社会的数字化程度没有这么高，听日本的朋友说，前几年日本出现了网络诈骗等问题，于是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社会团体就呼吁年龄比较大的人不要轻易使用网络应用，尽量到线下实体店或者柜台办理相应的业务。因此，在日本社会，不只是现金支付非常普遍，而且到邮局寄信的人也很多，甚至在日本各家公司的办公室里，和电话、网络一样，传真机依然是办公室的必备设备之一。

　　具体到媒体行业，传统的历史印记也非常明显。上文所说的日本三大综合性日报，《读卖新闻》创办于1874年，《朝日新闻》创办于1879年，《每日新闻》创办于1872年，距今都已有15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报纸是和中国《申报》同一个时期的报纸。无独有偶，刚刚过去的3月份，笔者读到了美国《时代》周刊创刊100周年的纪念专号，创刊于1924年的《时代》已经悄然走过了100年的旅程。与《时代》相比，日本的三大综合性报纸的历史还要长半个世纪之多。

　　在150年中，这些报纸曾经遭遇过广播媒体的冲击、电视媒体的冲击，不但没有被击倒反而不断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如今，它们遇到的是一个更为强大的对手，那就是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这个对手无比强大而且每天都在进化，因此对这些百年大报来说，这次的冲击格外严峻，需要拿出非同寻常的应对之举。此外，在这150年中，各家传统媒体也培育起了比较忠实的读者，一份报纸一家人读，成为家庭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样的氛围中，要动摇植根于家庭的读报文化，也不太容易。这些报纸也都在做最大的努力，减缓报纸读者向互联网的转移速度。

　　与日本传统媒体相比，中国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都要年轻得多，年轻有年轻的好处，没有那么多的历史负担，更加容易做出突破性的创新举动。年轻当然也有年轻的不足，因为历史太短，没有形成良好而且悠久的传统，也没有培养起忠实的读者，一旦外在环境发生变化，更容易遭遇颠覆性挑战。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