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要做到“不可逆”
　　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推动文化科学发展，要以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对公益性文化单位，包括公共博物馆、纪念馆、美术馆、文化馆、图书馆、青少年宫、科技馆、群众艺术馆等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改革的方针是“增加投入、转换机制、增强活力、改善服务”，政府要增加投入，足额保证经费，单位自己不搞创收，但也要转换内部机制，深化劳动人事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等改革，不断增强活力，切实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和水平，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效益。
　　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主要包括出版社、新华书店、电影制片厂、电视剧制作中心、电影放映单位、一般艺术院团、重点新闻网站、非时政类报刊社以及主流媒体中可剥离的经营部分等，改革的方针是“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核心是紧紧抓住转企改制这个中心环节，重塑文化市场主体，推动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从行政附属物转变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创新、依法运营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者。在转企改制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使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成为真正的企业法人，做到可核查、不可逆，坚决杜绝出现行政事业性质的“翻牌公司”。
　　要积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文化创意、手机电视、网络电视、数字出版、动漫游戏等战略性新兴文化产业，催生新的文化业态，拓展文化发展的新领域。要充分运用高新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加快构建覆盖广泛、技术先进的文化传播体系和创新体系，切实增强文化传播力和文化感染力。
　　要适应现代信息技术发展的趋势，加快媒体资源特别是音视频媒体资源的整合和融合，积极推动地方广播电台电视台合并。传统媒体要积极创办新兴媒体，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李长春/《求是》2010年第12期）

　　媒体要积极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
　　当代中国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转型的历史进程中。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总体小康成为现实，经济总量进入世界前列，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国奇迹”、“中国速度”、“中国道路”等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改革不断深化、社会深刻转型，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明显加大。于是，各种揣测和议论也时有出现。
　　全新的形势向每一位国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何看待自己、看待世界？如何看待国家的发展成就、看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如何看待现实的国情、看待民族的未来？也就是说，如何培育认识和处理当今国际国内各种问题的健康心态？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课题。健康的国民心态什么时候都需要，在社会深刻转型、蓬勃发展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当代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国民心态？综合来看，自尊自信、理性科学、务实进取、开放宽容等是不可或缺的几个方面。
　　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以强大的“硬实力”为基础，又需要营造良好的“软环境”；既需要党委、政府充分发挥作用，又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其中，要充分发挥媒体作用。当今时代，媒体对社会舆论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媒体的报道和节目无不体现和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导向，无不对国民心态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在培育健康的国民心态的系统工程中，媒体的作用不可替代。这就要求各类媒体遵守规范、加强自律，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坚持客观、真实、全面、公正的报道原则，引导国民以健康的心态认识和对待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决不能为了吸引眼球、迎合部分受众的心理而渲染和炒作一些极端、非理性的“雷人”、“雷语”，或进行纯粹的情感宣泄。  
　　（任理轩/《人民日报》2010-7-12）

　　告别“重要讲话”及其他
　　领导“重要讲话”，这种称谓有点莫名其妙，但是，我们怎么就已经习惯了这种“莫名其妙”？难道我们的政治生活中需要这样“莫名其妙”不健康的东西吗？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在“三湾改编”上的讲话，重不重要？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刘少奇等人的讲话重不重要？历史已经记载了其地位，何必画蛇添足来个“重要”！实际上党的历史传统上并没有这一名词，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了话”、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讲话”。没有“重要”这一虚词，却丝毫不减这些讲话的历史地位。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这么流行“重要讲话”？我的观点是，既然是不健康的东西、莫名其妙的东西，我们就要抛弃，就要说告别！
　　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告别。比如“亲自”，只要仔细留心一下报纸杂志，就会发现经常有这样的报道：某某领导光临现场，“亲自”指导工作；某某领导“亲自”看望了大家，等等，以致有人编出“今天某某领导‘亲自’吃饭、‘亲自’喝酒、‘亲自’走路”等揶揄之语来取笑官员。
　　无论是“重要讲话”，还是“亲自”、“念稿子”等，实际上都折射出一些党员干部不健康的心态，即强烈的“官姿态”，以及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要改变当前存在于党内干部中的不良习气，要做很多的努力，但有些事现在就可以做，而且必须做，就是告别“重要讲话”，告别“亲自”，告别“念稿子”。
　　（祝彦/《学习时报》2010-6-28)
 

　　外宣，应把策略由“宣传”改为“传播”
　　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崛起为大国，就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造就一个为世界所接受的知识体系，即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英美的崛起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其自由主义贸易体系理论的确立和推动。所以，从本质上而言，真正主导这个世界话语权的，是以民主、自由和人权为话语核心的价值观和思想体系。这形塑了西方人内心中强大的“认知的意志”。
　　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经济崛起，给了世界惊奇。但是，尽管“中国模式”常被西方媒体所关注，但其并未整体上给中国赢得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过去30年的经验亦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其话语权的提升并不必然同步。也就是说，话语权并不限于经济实力的逻辑，还具有话语或知识自身的逻辑。这就像是一个人有话筒，说话大声，却并没有话语权。
　　过去，媒体遵循的是宣传的逻辑。中国对外宣传常常给人的印象是单向地灌输，甚至把在国内都不受欢迎的一些大话、套话、空话搬到国际上去。这不仅不能说服别人，反而还会损害中国的形象。现在，中国政府决心要改变这一症候，提出了“外宣三贴近”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外国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外国受众的思维习惯”。但不得不指出的是，无论有多么“贴近”，千万别停留在宣传的逻辑和旧传播范式的窠臼中。
　　所以，当务之急是把策略由“宣传”改为“传播”，把思维由“独白”转为“对话”，切实地按新闻规律办事，建立中央媒体“是在做新闻，而不是在搞宣传”的印象。否则砸再多的钱也无济于事。也就是说，有了平台并不等于有了话语权。技术的进步解决了信息传输的障碍，却并不能自动带来认同。由互联网带来的自媒体时代，话语权既决定于话语的内部结构，同时亦决定于能否与受众对话而形成“认同的螺旋”。 
　　（韩洪刚/《时代周报》2010-7-9）

　　“人肉搜索”有那么可怕吗
　　现在，“人肉搜索”已经被人为神秘化、夸张化了。
　　关于“人肉搜索”的一个神话，是它具有强大的反腐败功能，但“人肉反腐”其实乏绩可陈。回顾“人肉”史，此举仅对小人物具有实际伤害，对官员，没搜出过任何隐藏的财产，也没搜出哪一位包二奶的隐私。
　　像周久耕、林嘉祥等人遭遇的“典型人肉”，其实不过是收集、分析公开的网上资料罢了，而“人肉”后新添的个人信息，也多半是熟知内情者趁机利用网络手段的结果。早些时候的“人肉反腐”，如浙江东阳市审计局局长韦俊图签发“欧式按摩”的奢侈账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杨功焕涉嫌对外虚假招标，四川省卫生厅退休管理处副处长张建新殴打志愿者，这些都不好确认为“人肉”之功。
　　最近一波讨论“人肉搜索”的热潮，发端于江西防总办公室副主任平其俊先生。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大篇幅提及各级领导的“重要指示”，因而陷入网络舆论声讨的漩涡。继而，央视某位主播发一条微博，称平主任被“人肉”，因蒙受网络暴力而精神恍惚。于是有人开始谴责网民和媒体对平主任的“不公正批评”，据说“网络的邪恶与正义拷问每一个人”了，还说“网民反思网络声讨风暴”了。
　　虚构“网络暴力”，将舆论谴责矛头转移到“网络暴民”是一个老办法。只是，这次说的对平某的“人肉搜索”并不存在——“人肉”的过程必然在某个网站或多家网站留下人人可见的相关言说，找不到、给不出链接或截图，那无疑是“捏造事实”。但它哄起来的“民愤”，气势震人。“人肉”无大用，却一直被当作“网络暴力”的典型和代表，这是它的尴尬，甚至是还能否存在的主要威胁。
　　行政、立法和绝大多数的司法官员，不是地下工作者，不是伪装起来之后方可上台的人物。他们必须和公众面对面，必须以真实身份、真实阅历坦对公众。对他们，在披露个人信息方面的要求，其翔实度不同于普通国民。由于这个群体的个人状况对公共利益影响巨大，他们的财产、收入、兼职乃至家人从业与居住等信息，均不可作为隐私而对公众隐瞒。否则“公民监督”与“人民评价”将无从谈起。
　　现在许多地方采用一种叫做“任前公示制度”的形式，由官方出面组织，号召大家公开或举报将任职者的“不称职信息”，获得其人原来不为人知的“隐私”——这可是一种网下的“人肉”活动。为什么在网下亲自“人肉”的同时，又总喜欢数落网上“人肉”的罪行呢？抓不住网民、网声的实在把柄，又要对其坚决反击、实施普遍打压，只好推出含混不清的“人肉”作为“网络暴力”的代表，这是主要的原因。
　　（黎明/《东方早报》2010-7-12）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７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