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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视点(2010年9月下)

2010-10-10 2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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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媒体人,的确值得感到幸福
  打开报纸,发现一条值得普城同庆充满和谐气氛的新闻。新闻的大标题是《张广宁:以媒为镜,可以知得失》,说的是9月2日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视察羊城晚报的故事。
  在网络上和现实中,在国内新闻界的同行口中得知,做新闻人、做媒体在广东是最幸福的。这幸福感,据说来自于本地政府的相对开明和市场游戏规则的比较透明。甚至有人说,广东是当代中国媒体人向往的延安,只需把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换成滚滚珠江水巍巍白云山就成了。
  在广州做新闻,如果不跳出广州,就感觉不到这种幸福感。对政府的批评也好监督也好,对百姓疾苦的反映也好,甚至包括一些对社会和时代的思考,广州媒体人的确是值得感到幸福的。不信你去外地做两天媒体看看?毋庸置疑,对媒体的开明和开放并不是媒体天生就享有的权利的,而是被赋予的。报道中有这样一句话颇值得我们细细咀嚼:张广宁还借用“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古语,特别强调“以媒为镜,可以知得失”。
  假如把史束之高阁,不知兴替也无所谓,搞定自己等于搞定天下;假如把铜镜放进箱子,衣冠不整也不知道,皇帝穿上了新衣之后是不需要照镜子的;用别人来做镜子?笑话!天下一人的典故是从哪里来的?至于后加的“以媒为镜”那就更是两可了:“媒体”在本国是个内涵和外延都糊里糊涂的新名词,兴起不过十数年,以前是叫宣传机构。所以,把你竖起来,你就是镜子;把你横过去,你就是标语;把你放倒了,你就什么都不是了。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张书记这番情真意切的话更加显得难能可贵!张书记是把媒体竖起来了当镜子啊,这就是在广州做媒体的幸福感!
  继续看报道,张书记“欢迎继续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特别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党政部门的作风加强监督”。他“回身指了指身边的同事们,说:‘我曾经跟他们说,广州的干部队伍,总体上还是比较正派的。这其中固然是因为党委政府对队伍抓得紧,但也有媒体监督的功劳。你无计啊,人家盯得紧!’——一句地道的广州话,引来全场笑声”。
  可惜无缘在现场见证这个场面,不过隔夜隔着报纸,我也要哈哈哈哈大笑几声,为媒体和张书记添喜。
  (陈扬/《南方都市报》2010-09-03)


  表达权的保障不能靠“雅量”
  9月1日,有高官在主流报刊上发表文章,阐述他对政府参事工作的观点。他在文中认为:“政府负责人要鼓励参事独立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对参事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要有听取逆耳之言的雅量,能包容不同意见,择其善者而从之。”
  久违的“雅量”之辞,于是进入公众的议政视野。而所谓“雅量”,就是宽容的气度。它首先是一种上对下的姿态,比如,可以说主子对仆人有“雅量”,却不能说仆人对主子有“雅量”。“大人不计小人过”,就是“雅量”的一种典型表现。那么,政府负责人之于参事及其人民群众,谁在“上”谁在“下”呢?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政府的公务员包括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而人民群众才是国家的主人。说政府负责人对包括参事在内的人民要有“雅量”,无形中把自己摆在了人民的上面,这与“公仆”的身份是不符的。
  再者,“雅量”是一种自主的表现,它取决于个人的气度,甚至取决于性格或情绪。今天我心情好,有雅量;明天我不高兴,可能就没有雅量了。“雅量”往往也会因对象而异,对这个人有雅量,未必对那个人有雅量。总之,“雅量”的有与无、多与少,都由自己来决定。可是,政府的负责人能这样对待参事及其群众的不同意见吗?政府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人民不仅有权利发表不同意见,而且有权利批评政府。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曾专门强调,要保障人民的表达权。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特别指出,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如果政府负责人连参事或人民的不同意见都不包容,还谈什么“表达权”,人民又如何批评政府呢?
  表达意见、监督政府是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对于人民的不同意见,甚至是批评意见,政府负责人都是必须聆听的——合理的,予以采纳;不合理的,作为参考。如果政府负责人排斥不同意见,甚至打压不同意见,那就侵害了公民的权利。因此,包容不同意见是政府负责人的“本分”,不能把这种包容视为“雅量”。换言之,不管政府负责人有没有“雅量”,都必须包容不同意见或逆耳之言。而且,人民发表意见的权利也不能靠政府负责人的“雅量”来实现。
  那么,如何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呢?只能靠民主和法治。如果人民当家做主有了法治化的保障,那么没有“雅量”的政府负责人也会有“雅量”。
  (盛大林/《羊城晚报》2010-09-02)


  如何支持媒体曝光
  日前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更加重视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对违法或者不当行政行为进行曝光。在最近发生多起媒体记者遭受一些部门网上通缉或扣押的情况下,温总理的上述表态自然引起广泛关注。
  媒体作为一种监督力量,比起其他的监督手段来,具有公开性、及时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因此,在对行政权力和行政行为的各种监督形式中,来自媒体的监督和曝光很有必要,尤其对当下来说,更是如此。
  然而,媒体自身毕竟不是权力机关,媒体在监督公权力,曝光一些不法行政行为的同时,也会遭受来自公权力的干扰。一些政府部门常常会以“影响团结”和工作等理由设置种种障碍,来阻挠媒体监督,致使媒体的监督远非顺畅。
  在舆论监督问题上,我们要防止一种错误导向,以为正义在手而逾越法律,充当所谓的社会“判官”,出现“媒体执政”、“媒体审判”、“媒体霸权”;但另一方面,更要加强对媒体监督的保护力度。相对于媒体自身的话语权膨胀,当下更突出的,还是权力对媒体尤其是记者的限制甚至侵害。
  对此,就需要有对媒体及记者的监督和曝光的全方位保障:一是政府及其领导要转变观念和认识,视媒体为朋友而不是对手,媒体的监督和曝光,能够促使政府依法行政。二是政府要减少暗箱操作的方式,如果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变得透明,也就无须害怕媒体的监督和曝光。三是媒体和记者在遭受权力的刁难时,能够得到司法的及时救助和保护。如果说,立法是对公民权利的分配,那么,司法是对公民权利的救济。无救济最终也就无保障。从实践来看,有时候司法自身会遭到行政权的干预,从而也就难以保护媒体的监督。正因为此,温总理在上述讲话中才会严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摆正位置,尊重法律、尊重当事人、尊重并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
  可以说,不在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要想扭转媒体监督难的状况,谈何容易。
  (邓聿文/《人民日报》 2010-09-02)


  记者证不能拔高为特权证
  我国去年8月颁行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规定,新闻记者从事采访活动,必须持有由新闻出版总署统一颁发的新闻记者证。
  但是,没有记者证的人能不能从事新闻采访活动呢?这还需要回归新闻行业的根本属性讨论。在现代意义上的媒体出现之前,新闻的传播大都通过口头得以实现。只是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密,尤其是新闻类报纸大规模发展以后,才逐渐出现了专业化的记者,但这一职业从来不是政府公职,而是属于民间。
  在记者证由国家机构统一颁发,并且规定只有持证者才能从事新闻采编活动以后,新闻采编便成了持证者的专利,不仅在媒体内部只有持证者才可进行采编活动,媒体之外的普通公民从事新闻采访活动的通道更是被完全堵塞。实际上,新闻史上一些卓有成就的新闻记者,在他们的起步阶段几乎都是从非专业媒体开始的;我国以前的报社,也很乐于从社会上积极投稿的非专业记者中挖掘人才扩充队伍。
  记者这一职业被涂抹上公权色彩以后,最大问题是使记者产生了某种特权思维,并随之而产生腐败。在目前使用的记者证上,还印着这样的文字:“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持本证可在交通、通讯、食宿等方面获优先安排。”现实生活中,一些记者津津乐道于利用记者证可以免费进入旅游景点。要求这样的记者在新闻采访活动中秉持社会正义,无疑已经是缘木求鱼,更不要说那些持有记者证、利用记者身份骗吃骗喝、骗财骗色的记者了。
  记者证只能证明这个记者属于某一媒体,类似于企事业单位向其员工发放的工作证,只起身份识别的作用,除此以外不应该有什么特别意义,它更不应该成为阻拦无证者进行新闻采访活动的一个工具。
  (周俊生/《财经网》2010-08-12)


  对外宣传要摆脱“面子”情结
  目前,全球化要求我们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和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政府计划2009~2010年间投资87亿美元建设对外宣传网络,同时邀请各国媒体经理人和形象顾问进行“熟悉中国”之旅。与此同时,“文化年”、“语言年”等活动的开展,以及全球282家孔子学院、272个孔子课堂和平均每6天新开一家孔子学院的速度,让中国的公共外交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着。
  即便如此,如何选择更好的内容和方式开展对外宣传,仍是困扰我们的大课题。中国自古以来提倡“讷于言、敏于行”的内向型文化,韬光养晦,做多说少。当中国意识到如今已经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年代时,恰逢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让我们扬眉吐气摆脱“贫困就要挨打”的阴影,心理上一种展现成就的自我暗示便凸显出来,表现在舆论上就是“露美而遮丑”。当然,这是内因。外因上,西方媒体作为社会公器,标榜自由、客观、公正、中立的报道原则,深谙传播规律,熟知媒体生态,其中也掺杂着大肆渲染和故意炒作的成分,“舆论围堵”依然是新形势下西方对中国软遏制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状况短期内很难改变。
  那么,如何减少世界对中国的误读,使其相信“国强必霸”的论断有失偏颇,使其理解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自身的发展;如何减少对外传播信息的“供需错位”,主动、充分、深入报道,抢占话语权,而不是事后“招架”甚至“挨打”;如何在政府以外开辟多元化的公共外交渠道,缩小“认知鸿沟”;如何在展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同时,摆脱“面子”情结,主动触碰被国内生产总值年均8%的增长率掩盖的“发展中国家”的真实?
  王岐山副总理说:“人不自信,谁人信之。”敢于自嘲是最大的自信。当揭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伤疤”时,也许我们能收获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陈芳芳/《中国人大》2010-08-10)
  来源:青年记者2010年9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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