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周永康：克服“恐媒”、“拒媒”、“防媒”等错误观念
　　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上说：
　　政法机关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新形势下，媒体对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政法机关如果不主动联系媒体、积极运用媒体，就会影响政法工作效能，甚至给政法工作造成被动。
　　各级政法机关要转变思想观念，充分认识媒体在推动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克服“恐媒”、“拒媒”、“防媒”等错误观念，真正把媒体作为工作上的帮手，积极支持媒体工作。要欢迎舆论监督，用好舆论监督，通过提高执法透明度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不断提高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的水平。
　　在全方位对外开放和信息化条件下，回避、拒绝舆论监督是不可能的。对媒体的采访报道活动，要尽可能地提供便利，让媒体及时获取权威信息、了解真实情况。对媒体反映的问题，要高度重视、认真核查。情况属实的，要依法依纪严肃处理，对极少数“害群之马”，一定要查处清除，给社会一个交待。情况不实或者有偏差的，要客观平和地向社会各界说明情况，争取理解支持。同时，政法机关内部要加强协作配合，建立健全新闻发布制度，规范对外发布消息、接受媒体采访的程序和要求，严格遵守新闻宣传纪律，增强宣传效果。　
　　（周永康/《检察日报》2010-09-20）

　　新媒体对党的建设的挑战
　　互联网、手机等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介质，不仅改变了人们的传播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带来了一场变革，直接对党的建设提出一系列严峻考验。
　　比如，在社会价值观多元背景下，新媒体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对于党领导思想建设、引导舆论的传统方式提出直接挑战。传统的思想教育主体通常来自上级——组织的代表者，而信息网络化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影响他人；对平面媒体乃至电视广播用传统的方式审查其内容，并用特定的组织手段引导、影响传播主体，这在过去是可以理解的，但网络传播主体多元，“组织手段”难以对所有人有效。时代的变化，要求党和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以符合社会主流需求的价值观、理念，以民众欢迎的方式去引导社会舆论。
　　再如，网络已成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通道、参政议政的平台，对传统的沟通方式提出挑战。传统的沟通方式是以党政机关为主渠道，自上而下、单向度沟通，即上级认为有需要时把自己的决定自上而下一级一级传达，下级一层一层贯彻落实，如群众有不同看法，则需基层组织“做工作”。而网络的传播方式，决定了普通党员、群众都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评论，主动议政而不必顾及上级是否认为有必要性，群众表达渠道前所未有地拓宽了。时代需要的是双向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并存的沟通方式，是一种对话协商机制，而网络提供了最好的工具。
　　又如，网络对领导者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群体性事件，往往与网络的舆论推动联系在一起，甚至有的领导者出言不慎，亦会引发公共舆论的谴责高潮。如何对待网络舆论，绝非简单的应对媒体能力问题，更是对领导者的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工作能力的全面考验。
　　（高新民/《学习时报》2010-09-20）

　　“新闻敏感”不可走火入魔
　　近来，舆论界再现假新闻与打假之战，起因是少数媒体就社会热点的报道，言之凿凿，一度令外界信以为真，引发社会沸沸扬扬大讨论，不料，短短几日内就被打回原形，证实是捕风捉影的不实报道。
　　9月6日，北京某报刊发报道称，为了应对当地即将试点的空置房调查，有人专门推出“空房管家”服务，可定时上门“开灯、放水”，必要时还可“身份扮演”，为了表明该业务的走俏程度，报道特别申明，“近期咨询这种‘空房管家’的电话是越来越多”。当天，这则报道登上众多门户网站首页迅速传播，随后数日内，相关消息、评论大量见诸媒体。然而，在随后《工人日报》等媒体的深入调查中，事实渐渐浮出水面——“这个所谓的新职业并没有真实存在过，或者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想象中的概念”。《中国青年报》、《法制日报》等媒体也质疑其是“商家炒作”、“炮制幻影”、“假想敌”。至此，“空房管家”闹剧暂告一段落。
　　再看“教材大换血”事件，其传播路径与“空房管家”大同小异。原本一条未经调查核实的微博，被广州某报发现后，把鸡毛当成了令箭，加上众多媒体不分青红皂白地追捧，生生打造出了各地中学语文教材“鲁迅大撤退”的概念，当众多语文教师站出来批评这则报道失实后，公众愕然。
　　媒体从业者具备新闻敏感，本是职业天性使然。不过，像上述报道中所体现出来的“新闻敏感”却有走火入魔之嫌。
　　严格来讲，所谓假新闻不仅包括完全失实的报道，也应该包括部分失实的报道，不仅包括主观故意，也应包括无心的失责，因为其后果是相同的——误导公众，引发社会不良反应，给无辜者造成损失和困扰，令媒体本身陷入失信的境地。
　　随着新媒体的大量崛起和信息来源的日益多元，如何在信息的海洋中不迷失，真正做到自律、自警、自省，并建立一种长效机制，减少和杜绝假新闻，值得媒体人探索与深思。
　　（程莉莉/《工人日报》2010-09-16）

　　我们对坏消息的免疫力正在增强
　　新闻媒体似乎天然地更偏爱“坏消息”，甚至以“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为职业信条。
　　现代新闻业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是，很多曾经可以拿来做头条的“坏消息”，在今天却很难再引起读者关注。
　　我们似乎从来都不缺这样的新闻，但“坏消息”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让公众产生了钝感。
　　何以至此？阈值使然。这跟水的沸点类似，更高的压强推高了水的沸点，100℃已经不能让水沸腾起来；同样，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到在幼儿园疯狂砍人的郑民生，明天打开电视看到正在插播最新的矿难消息，后天上网发现铺天盖地的关于毒奶粉的讨论，我们体认和感知“坏消息”的触发点就在无形中被慢慢推高。
　　阈值上升，我们的同情心就会变得稀薄，这是最直接的反应。以拆迁为例，在几年前，当“强制拆迁”刚刚闯入我们的视野时，任何一条与之相关的新闻都让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拆迁队的祖先都挨个骂一遍；到后来，强拆似乎成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甚至连地方都市报都少了它们的位置，直到唐福珍“拆迁自焚”，才让人有了几分痛感。只不过，当越来越多的拆迁户开始将自焚当做最后的武器时，“拆迁自焚”终于成了一个很俗的词语。尽管这些拆迁户的命运没有因为媒体报道的日常化而有所改善，但我们对他们的悲悯之心却明显不如从前。
　　不仅极端事件如此，几乎所有事关“坏消息”的报道概莫能外。当看守所的“非正常死亡”变得跟交通事故一样平常，当“拆迁自焚”变得和矿难一样频繁，当突发事件的死难者抽象为冷冰冰的数字，当公众摸清了这些“坏新闻”的要素和套路，它们作为新闻的传播性和可读性早已严重缩水，也更难触发公共痛感。
　　阈值上升，还会让我们更加谙熟社会运行的“潜规则”，变得更为世故。南京“彭宇案”之后，又陆续发生了几起助人为乐反被诬陷的纠纷，这让很多人开始意识到，如果有人跌倒千万不能去搀扶，否则易被讹诈医药费；“彭水诗案”、“灵宝帖案”、“稷山文案”、“高唐网案”之后，很多人知道“因言获罪”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眼见不平之事最好假装看不见。就这样，我们以世故规避助人为乐的风险，又以沉默纵容坏人作恶，成为这个社会溃败过程中的帮凶。
　　曾几何时，一群“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确以为“围观可以改变中国”。到后来，他们发现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则并没有因为你的“围观”而改善，一觉醒来，不公平和非正义从未离开，凄惶的现实终于让我们意识到，“围观”也许并不是炸开鸿蒙世界的手榴弹，很多时候只是毫无威慑力的“酱油瓶”。
　　阈值上升，公众对“坏消息”的免疫力越强，整个社会累积的崩溃风险也就越大。
　　好的道德让有道德的人成为好人，好的制度却能让所有的人成为好人。因此，要想让公众对世道不再麻木如斯，最为紧要的应该是从制度层面进行道德重建和信仰重建，进行新的社会启蒙。
　　(易艳刚/《中国青年报》2010-09-16)

　　媒体给人滥起外号是种陋习
　　最近，武汉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系新生xx（媒体报道时为实名）带14包行李到大学报到的新闻被广泛传播。该生报到时5名家长陪同，八旬祖母坐着轮椅助阵，更离谱的是带了试图用四年的卫生纸，另有两个医药箱等。
　　在媒体的报道中，该新生无疑被当成了“90后被溺爱”的典型，但让笔者感到纠结的是：多家媒体报道时，给这名大一学生起了个外号“齐全哥”——送行与行李都够齐全。
　　这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闻风气。好像是从汶川地震范美忠被讥讽为“范跑跑”开始，“xx哥”、“xx姐”或者其他的一些外号，开始成为媒体热衷的游戏，比如“犀利哥”、“拍砖哥”、“傲慢姐”……有些时候似乎无可厚非，但更多时候，这些外号充满了高高在上的嘲讽，比如“范跑跑”。
　　往严重处讲，媒体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表现，向这个社会传导的，是一种很不健康的态度。我们可以批评人，也可以调侃某些错误现象，但谁都没有权利去羞辱别人。比如这个被实名报道的大一新生，经媒体报道后，我很担心自此便落下个“齐全哥”的外号，这显然不是善意的。
　　经过文革时代之后，当下中国扣帽子、贴标签等做派仍会屡屡冒头。对此，媒体是应该有所警觉的。意识到这一点时，笔者也有些惭愧，不久前在对某官员在大堤决口时张嘴闭嘴“领导”的评论中，自己也给当事人起过“拍马哥”的外号，甚至为此外号成为网络流行热词而沾沾自喜。现在想来，实在有些肆意了，也缺少一种善意——批评一种作风，本不必伤及人家的人格。
　　央视青歌赛上，有一位评委叫赵易山，总是微笑着给每一个选手点评，即便选手表现很差，也是肯定多批评少。在做客《艺术人生》节目时，他的解释让人怦然心动——我不只是要传播观点，我更是要传播一种态度。
　　细想想，媒体在公共领域传播观点、捍卫正义的同时，何尝不需要传播“与人为善”、能够让人感受到温度的态度呢?
　　即便批评得让对方哑口无言、汗流浃背，也要维系对人的基本尊重，这是公民社会的基本教养。因为幼儿园规范就已经告诉了我们——随便给人家起外号，这是不对的。
　　（毕诗成/《检察日报》2010-09-15）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