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的价值比传播效果更为重要
　　菲律宾政府不久前正式公布“8·23”马尼拉人质事件调查报告，建议对菲前国家警察总长、马尼拉市长等相关责任方提起诉讼，而两位记者和三家媒体也赫然出现在被建议起诉的名单之上。报告认为，这些记者和媒体在人质事件的关键时刻不停地对劫持者进行采访，导致形势恶化。
　　政府建议起诉记者与媒体，在菲律宾引起争议。反对一方认为，媒体的职责就是报道，政府的职责才是救人，正是透明的直播让人们了解到事件真相和各方表现。赞成一方则认为，媒体对事件的过度介入和不加约束的现场直播，明显干扰了救援行动。《马尼拉时报》一篇题为《失职的警察+歇斯底里的记者=人质悲剧》的评论认为，“大多数记者都沉湎于疯狂地追逐事件进展，不能帮助平息事态，更别提让凶手平静下来”，媒体的直播和警察的渎职一样，是解救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场危机事件中，记者角色的越位和媒介权利的变味无疑令人警醒。事发后，多家媒体涌入现场进行全方位直播，即使当法医在车内搜集证据时，都有记者不放过抢占现场的机会。事件进展、警方行动、各方反应等，直播内容巨细靡遗。劫匪通过车载电视掌握了实时全面的信息，当其得知弟弟被警方带走后，情绪开始失控。而电视观众目睹混乱的枪战场面、被射杀的尸体等，心理上遭受强烈震撼，一些香港观众因此出现心理问题。“直播人质事件本身就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误”，菲律宾媒体自由和责任中心路易斯教授指出。
　　新闻直播能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记录突发事件，是记者的荣耀，也是媒体的卖点。但在危机事件的关键时刻，当直播可能影响到人物命运和事件进展时，“新闻人”和“社会人”的角色就出现了冲突。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印度孟买恐怖袭击案等突发事件中，都因有媒体的过度直播，使恐怖分子清晰了解到警方的部署，并最终影响了事件的进程。
　　在危机事件中，犯罪方越来越懂得“巧妙”利用媒介权利，媒体成为他们寻求轰动效应和谈判价码的直接通道。在“8·23”人质事件中，劫匪就直接打出要求“媒体介入”的字样，有的记者“幸运”地数次现场电话采访劫匪。记者本应是事件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最终却成了事件的“参与者”乃至“制造者”。
　　新闻直播的时代，媒体触角无处不在。新闻记者因此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抑制自己的“权利冲动”，防止以公共利益和知情权为由使越权行为合理化，意识到尊重人的价值和维护社会公德比简单追求传播效果更为重要。“只有媒体工作者坚持不懈地自愿维护最高的社会责任感，新闻自由才能获得最大的保护”，数百年来孜孜探求新闻自由真正内涵的学者们如是解释。            （王方/《人民日报》2010-10-08）

　　负面报道不是坏东西
　　何为负面报道？笔者总结现存的多种负面报道定义，总结传媒的新闻实践，特别提出一个新定义：“负面报道，是指针对可能或已经造成人员伤亡或重大损失的自然灾害，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重大违法、违规现象以及异议（不同观点）的报道。这些报道可能引起人们对报道对象（个人、组织、机构、国家或政策等）产生负面评价”。
　　虽然在新闻生产的过程中，负面报道已成为一种报道的常规类别，但在新闻管理层面，它往往成为发出一些指令的标签式话语，不少人将负面报道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予以围堵。
　　本人的观点是：负面报道不是坏东西。因为，负面报道有着积极作用，而且就现实而言，其积极作用还占主导地位。
　　1.塑造公民现代人格
　　第一，通过对重大自然灾害的报道，可以使民众对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进行反省或再认识；第二，通过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重大违法、违规现象的报道，在借助传媒把社会不公或丑恶现象曝光的同时，可以增强民众对整个社会或世界的认识，并可激发民众的正义感和参与意识；第三，通过对不同观点的报道，民众能更加全面、理性地认识某一现象或事物，并且更好地接近真理。同时，这也鼓励和培养表达公共意见的意识和能力。
　　2.认识功能
　　新闻学者邓利平认为，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积极功能中有一项为“认识功能”，即透过负面新闻传播的信息，引起我们对人的本性、本质、行为活动的再审视，从而扩大认识的视野。负面报道让人们认识到世界并不都是莺歌燕舞、艳阳高照。
　　3.预警功能
　　负面报道有很好的预警功能：一是通过报道让人们知道自然界和社会肌体出现了什么样的病症，从而对自身行为进行纠偏；另一方面媒体通过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和重大违法、违规现象进行报道，让人们产生警惕心理，而相关部门也可以采取及时、有力的行动，规避风险。
　　4.寻找真理的途径
　　真理越辩越明，负面报道正是满足受众兼听权（所谓兼听权，指的是公众通过不同媒体，尤其是立场、观点不同的媒体，听取彼此各不相同的信息和观点的权利）的一种努力，它不但让受众了解事实的真相，更可以让人们在不同观点的报道中接近真理。
　　5.有利于促进民主治理
　　没有对负面报道和消息源的保障，也就不可能有完整充分的法治、责任性、参与、廉洁和公正。
　　（张玉洪/《学习时报》2010-09-27）

　　批评是否善意有那么重要吗
　　读完《南风窗》今年第18期傅国涌兄的《重建批评之道》，不禁一声长叹，借句名言表达感受就是“毕竟是书生”，太善良太忠厚了!
　　他说“批评是权利，也是责任。这是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恪守的。”我同意。我理解，对于掌权者，我们要强调批评和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是宪法确认的公民权利；对于民众我们要强调依法行使公民权。不论是对公权力的监督，还是对其他社会问题的批评，乃至纯学术思想观点的争鸣，都要以负责的态度进行，良性互动才能促成社会制度进步和文明演进。
　　但是，综观傅文所谓“批评之道”，重点却不是在论道而是在论“术”，即讲批评的修辞形态和手法。他说，“我们固然需要锋利之笔、尖锐之文，我们更需要忠厚之文和钝拙之笔。老实说，难得的并不是锋利和尖锐，而是忠厚和钝拙。一种充满善意、诚意和负责任的批评语言，可以铸造出一种健康的批评风气，最大限度地体现批评重塑社会的可能性。”
　　强调批评者的“善意”，是有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也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有惨痛历史教训的。毛泽东讲过“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甚至说过很有自信和肚量的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可是，为什么将那么多人打成“右派”呢?因为他们是“恶意的批评”，目的在于“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篡党夺权”，所以“性质”变了，成了“人民”的敌人，不配享有言论自由，应当专政!“善意”论、“诚意”论无疑通向了“动机论”、“阴谋论”的陷阱，本来正常的进言、批评与写作者，无不栽倒其中。
　　所以，我们应当一再重申批评的权利，天天重申公民的批评权利。批评的权利是公民自由与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有现代人之所以为人(区别于禽兽和奴隶)的内在价值。“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只要不违法不侵权，我的批评动机是什么，用什么腔调和风格讲话并不那么重要。在这样的现代法治环境中，不论是搞“引蛇出洞”的阴谋也罢，还是搞振振有辞的“阳谋”也罢，掌权者都根本不可能陷批评者于罪。
　　我同意周泽先生的观点，保护新闻舆论监督的相关法律法法规，中国并不缺乏，保护公民批评监督政府的权利的宪法条款有的比美国还先进，有无新闻法实在无关宏旨，关键在于司法是否能保证它们的公正实施。
　　但愿我们都能堂堂正正地行使批评的权利。
　　（鄢烈山/作者博客2010-10-11）

　　“微”是一种平等的力量
　　微博的本质是什么？是一种不超过140个字符的片断式言说？是一种无时无地不在的即时通信？还是一种人际交流的崭新模式？
　　自2006年在美国上线以来，这项互联网应用以惊人的速度扩展至世界各地。2009年10月，中国国内的几大门户网站，部分重点新闻网站先后推出微博服务，一年来，国内微博用户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一台电脑，或者一部手机，随时随地与网友分享信息，交流情感，已成为2010年中国互联网应用领域最热门的景观。
　　不仅仅是个人，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官员也注意到了微博的力量，开始有意识地尝试注册微博账号，利用微博发布信息，引导舆论，获取反馈，与公众交流。在网络问政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今天，微博的出现无异为“官”“民”间的互动提供了一种有效而新颖的手段。
　　作为一种全新的媒体形态，微博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其即时性和互动性的特征。一条信息随着微博用户“滚雪球”式转发，一传十，十传百，可以在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之内获得千万次的阅读，这是传统媒体难以比拟的。也正是这种特性，使得微博成为政府或机构面对突发事件，第一时间发布新闻的有效平台。
　　然而，微博的意义远不止于“快速”。不同于传统媒体环境中“传”者与“受”者的显著分野，微博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方式。传统互联网时代，有这样一句名言：“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这说的是互联网的匿名性。而在走向实名的Web2.0时代，我们借用这句话说：“在微博上，没有人在乎你是机构还是个人”，这说的是微博的平等性。在微博上，无论你是机构、组织，还是名人，都同普通用户拥有完全平等的发言权——一个账号，一个文字框，一个提交发言的按钮，“人人都有麦克风”，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诠释。
　　“微”是一种琐碎的表达。140个字的容量限制，意味着寥寥数语即可成篇。这使不善言者平添自信，也决定了这个平台拒绝宏大叙事，拒绝长篇大论，拒绝高高在上。对于政府和机构而言，要在这个平台上更有效地发言，更有效地影响公众，就必须抛弃“公文式语言”，适应这种平实的、人性化的交流，精思慎言，依靠有效的信息、坦诚的交流来吸引关注，留住“粉丝”。
　　（王舒怀/《人民日报》2010-09-21）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０年１０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