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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11年2月下)

2011-03-13 17:3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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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道没有正负,只有真假
  在日前举行的新闻媒体座谈会上,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说,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正面报道,不能简单把它称为负面报道。卢展工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
  按通常的说法,大凡是说领导的讲话、政府的决策正确是正面报道,说领导的讲话、政府的决策失误是负面报道,说工作中有成绩是正面报道,说工作中有问题是负面报道,说形势大好是正面报道,说面临的困难与危机是负面报道。而舆论监督讲的是问题,是错误,对照上边的概念,自然应该是负面报道了。可是,卢展工说,舆论监督也是一种正面报道。对此,他的解释是:2010年媒体一连串的舆论监督报道在全国有重大影响,如赵作海案件、渑池矿难、郑州治堵、平顶山“天价过路费”事件,以及林州停暖事件等,这些报道有力地促进了有关工作的整改。
  明白了!卢展工对所谓正面报道有他独特的见解。他不是按照报道的内容划分正面报道、负面报道,而是根据报道的效果划分正面报道与负面报道。如果一个报道能促进政府对工作进行整改,即使说的是存在问题,但其效果是正面的,那就应该称为正面报道。
  卢展工没提什么是负面报道,但根据上述说法,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推论:凡是不利于政府改进工作、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报道,即使说的是成绩,是大好形势,也应该是负面报道。比如,在一些地方报纸的一版上,大多是关于领导活动的报道,编辑的意思是这类报道能反映领导的勤政、亲民、正确的执政理念,是正面报道,而事实上这类报道太多,似乎成了领导的起居注,让人看了生厌,效果是负面的,应该称之为负面报道。
  卢展工对正面报道的理解,反映了他对舆论监督的正确态度。然而,我以为对报道还是不分正面、负面的好。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上看,报道没有正负,只有真假。固然,根据内容将报道分为正面、负面不好,容易让人产生误会,以为正面报道才是好报道,负面报道就不那么好,强调要以正面报道为主,结果登出好多起负面作用或者没有作用的所谓正面报道,即使按效果分报道的正面、负面也有缺陷。其缺陷就是同一个报道,有人认为是正面报道,有人认为是负面报道。比如,1月4日,因关停小电厂,河南省林州市城区大面积停暖,引发众多媒体的关注。卢展工认为是正面报道,因为这有利于改进他们的工作。可是,放在某些人那里,就可能认为这给政府抹了黑,影响地方的形象,破坏了稳定,因而是负面报道。
  其实,对执政者来说,将舆论监督说成什么报道,不是很重要的,如何定义正面报道、负面报道,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对舆论监督要有正确的态度。卢展工的态度就值得赞赏。
  (汪强/《中国青年报》2011-02-10)

  假新闻:难看的“伤疤”
  梳理假新闻的出炉,我们可以找出多少缘由?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微博风起云涌,海量消息中难免真假混杂,假新闻防不胜防,这算一个“时代背景”。
  ——社会浮躁,作假成风,官员身份可以作假,学者学历可以作假,大学生可以冒名顶替,名牌商品可以假冒,那么,似乎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导出,媒体上出个把假消息,也并不稀奇。这可以算溯及社会风气的一个因素。
  ——当今媒体竞争激烈,要夺人眼球,总要出奇制胜,一旦把关人“打了个盹”,极可能为假新闻放行。这也算沾几分业内实情。
  ——基于公众对某些社会问题的不满与痛恨,新闻人高度敏感,听到某学者专家的一通高论,即当成官方意见,印成白纸黑字,迎合了读者“宁可信其有”的焦虑。这也算“事出有因”。
  还有,不同部门的说法、发布的数字不尽一致;有的公众人物或官员出言不够谨慎,被媒体报道出来后又紧着澄清,使得事实真相多了几分扑朔迷离。
  当我们检讨了若干主客观的因素之后,我们发现,我们再没有退路。因为是真是假,就新闻而言,事关底线,更是性命攸关。一旦离开了真实,媒体上的消息跟街头满天飞的小道消息无二,那么,这个行业的存在价值就大可怀疑了。
  无论如何,假新闻是一块难看的伤疤。何时提起,总有着挥之不去的隐隐的痛。铭记这样的伤痛,会让我们的职业责任感更为清晰。
  “这是真的吗?”今天,不少人对“轰动性”报道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怀疑。这多少与公众理性意识增强有关,也多少与假新闻留下的后遗症有关。更令人心忧的,它反映了一种缺乏互信的社会心态。
  有人说,今天,信任是一种稀缺资源,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百姓对商家、对政府部门的信任等。而要建立起相互信任,政府有政府的职责,在法规、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上,该出手时就出手;各个行业有各个行业的责任,遵守国家法律及行业规范,都是分内之责。其中,媒体也推不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是为信任缺失的社会氛围推波助澜,还是尽己所能,坚守职责,视真实为生命,最大可能避免假新闻出炉,让白纸黑字在读者中的分量重起来,确是对媒体的严峻考验。
  (刘文宁/《工人日报》2011-01-28)

  倾听网络民意须防恶意“病毒”
  仅仅十多年时间,互联网在中国就拥有了逾4.5亿的使用者,凸显了国人对这一新技术的情有独钟。借助互联网这个民意表达的快速通道,广大网民关注公共事务、加强政治参与,表达意见、维护权利的途径更为通畅。然而,广大网民在越来越享受“在线生活”的同时,也不时遭遇意想不到的误导甚至伤害。
  从“贾君鹏,你妈喊你回家吃饭”、“神仙姐姐”,到最近的“钱云会案”,这些网络热点事件,无一例外地被罩上了一层厚厚的“网络迷雾”,让人一时真假莫辨。直到幕后“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现身说法、“神乎其技”,或彼此利益纠葛不清、争吵之中互揭老底,或权威部门介入调查拨开迷雾、揭示真相,广大网民方才发现自己被“洗涮”了,被“娱乐”了,被“恶搞”了。
  这无疑是互联网时代令人棘手的一种“民意病毒”。那些“网络推手”、“网络水军”隐身于普通网民之中,身披马甲“分身有术”,装得像普通网民一样发帖、“盖楼”、留言,或谣言惑众,或火上浇油。他们受雇于某些“民意制造者”,按其意旨批量生产“民意”,前者获得佣金,后者在“民意”的成功制造中实现自己的目的。
  在一定意义上说,互联网的开放性和隐蔽性,在给正常利益诉求提供顺畅渠道的同时,也为一些放不上台面的不正当手段提供了土壤。“民意病毒”利用和裹挟健康民意,不仅伤害广大网民的感情,也损害网络民意表达的健康肌体,不利于互联网的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公众情绪、社会舆论也存在被左右或误导的可能,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就面临被激化或放大的危险。
  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媒体承担着更重的社会责任。作为专业新闻机构,面对一些热炒的网络事件,传统媒体必须保持高度的冷静、理性,恪守职业道德和专业精神,防范网络“民意病毒”的侵袭,抵制新闻炒作的诱惑,才能与互联网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进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发展。
  (陈家兴/《人民日报》2011-01-30)

  梅德韦杰夫:所有这一切都代替不了互联网
  2010年9月9日至10日,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国际政治论坛如期举行。这一论坛是在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倡导下于2009年创立的。本次论坛主题是“现代国家:民主标准和效率准则”。以下为梅德韦杰夫在论坛上与国际知名政治学者对话时的发言摘录:
  所有的现代传播手段,包括互联网,为俄罗斯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主发展创造了全新的条件。我认为,代议制民主时代在某一时刻可能将在很大程度上重新让位于直接民主,让位于那种通过网络对政治和其他各种问题直接投票表决而实现的民主。要知道,我们每次使用虚拟交际手段做某件事,比如为某一件事投票,网上购物,或者预订国家服务,我们其实都在对一件事投票表决。现在这样一种知识形式已经被用于对政治问题进行投票表决。所以我觉得,发展直接民主的空间将会扩大。这会对我们构成新的挑战,也带来新的机遇。
  如果再回头来看互联网、博客以及其他网络资源,我们看到,这绝对是一个发展迅速、能量充沛的政治化环境,而且是经常使用新交际手段、打破政治陈规、运用新政治语言、经常处于犯规边缘的环境,但是必须重视这种环境。
  我看到,现在无论对谁来说,会见某个宣传很强硬立场的博客群的代表实际上已不再是一种禁忌或者绝对被禁止的手段,因为政治家和官员们都认为这有必要。公共环境就这样催生了新的沟通形式,新的政治沟通形式。我们大家,特别是政治家、国家领导人、官员们必须学会新的交往方式,不能落在这些社会潮流的后面,如果不能驾驭潮流,也要努力至少处于主流之中。只有这样才有机会生存下来,被人们关注,能够正确回应他们的诉求。
  我在一段时间前开通了这种交往系统,人们可以随意给我的总统网站写信,只要稍微有点内容就行。这些信我自己当然不可能去看,会被自动转发到相关负责机构和部门。现在的情况经常是这样,总统新闻网站的来信开始对官员产生威胁,官员们已经开始对此做出反应了。也就是说,这样一来,给总统写信已经成为一种可以产生效果的沟通手段。当然,问题并不总是能得到实质性解决。但这是一种新的沟通形式,有时能取得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认为,我们的未来将会很有意思,民主将具有新的形式。
  新闻机构,它们对俄罗斯社会进程的影响力相当大。俄新社是能够在所有地方发布新闻的最大的新闻社,是国家通讯社。至于《消息报》,这是一家具有百年历史的非常受尊重的报纸,在我国有几十万读者,这还不包括网络版读者。《俄罗斯-24》是类似于CNN或者BBC的新闻频道,非常受欢迎。这些都是很正规的媒体,有数百万的观众。
  尽管如此,所有这一切都代替不了互联网。很多人现在已经完全不使用别的信息来源了。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我现在很少看电视新闻。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更简单,更方便。那里既有新闻记录,又有在线直播。互联网时代是必然的,正在发展。我毫不怀疑,互联网的作用,只会与日俱增。
  (李铁军摘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11期)
  来源:青年记者2011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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