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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11年4月上)

2011-04-29 15:4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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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记者提的问题很不专业
  优秀的媒体和记者是新闻发布的依靠。好的问题,才能引出精彩的回答,才能双赢。作为发言人,你们记者不给我机会,我怎么办?你们给我发软球,我退就行了。你们给我发个硬球啊!我不是想应付谁。我是想解决一些问题,想让人民增加信心,让外国人增加对中国的信心,所以不能回避敏感或重要的问题。
  两会上的记者中有些表现很好,有些不好。我认为,各家媒体应该派最高水平的记者来跑两会。这些记者除了具备扎实的基本功外,还应该是某个领域的小专家。比如有些记者很懂经济,对“十二五”规划很有研究,有些记者对国际问题很有见解,否则做出的采访极其肤浅。
  做采访和做研究是一样的。比如,记者应该提前了解热点问题是什么,背景是什么,怎么演变的,打算采访哪几个人。但有些记者提的问题完全没用心,完全是感想式的,很不专业。
  记者一定要有进取心,要抓住两会这个难得的机会。这么大规模的新闻发布会,几百人坐在人民大会堂,一流的电视转播设备,获得一个提问机会多么不容易,记者要等多少年才被点上一次?但有些人不珍惜。比如,曾有记者问我,政协一共多少女委员?这个问题值得一问吗?记者上网查一查不行吗?还有,有记者让我给南方科技大学的学生们讲几句。我觉得,这位记者提问前应该介绍,南方科技大学是一所什么样的大学,现在在进行什么样的改革。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但那位记者一点不铺垫,我追问了两次,记者还不讲。记者这么草率,我也只能随便讲讲。
  我发现,一些记者连基本的新闻报道规则都不掌握,提问太随意。在这方面,还是西方记者强,整体水平高。
  官员既是媒体新闻源,又是媒体监督的对象。对此双重身份,官员应该从容接受,应勇于接受记者的采访并保持信心。
  对于新闻发言人,还有几条基本要求,比如政治成熟、立场准确、勇于负责;比如“内知国情,外知世界”;比如“讲究逻辑、有理有节”。其中“有理有节”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善待记者”。发言人希望记者传播自己的信息,但记者愿意战胜发言人,逼发言人说出惊人的消息,甚至期望发言人说出本不想说的话。
  对于新闻发言人来说,随时需要记住:记者不是你的学生,没有必要像讲课一样长篇大论;记者不是你的部下,不能以作指示的口吻讲话;记者也不是你的朋友,不能说“我只告诉你,但别说出去”之类的“私房话”;记者更不是你的“敌人”,虽然有时他们会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但这多是因为职业的需要。
  (全国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新闻发言人赵启正/《国际先驱导报》2011-03-25)

  舆论暴力是最可怕的暴力
  对于行走在法治化、民主化大道上的当下中国而言,作为社会正义工程之最后防波堤的司法似乎注定要成为媒体舆论关注的重心。从根本上讲,这当然有利于当下司法改革进程的顺利、健康推进。但同时必须看到的是,由于司法系统本身的不自信以及其他一些因素的局限,也由于民主化进程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民粹主义吁求,使得司法改革又总是容易为所谓民意民情所牵引,进而导致容易做出偏离司法之本质的某些决策或行为,甚至有可能使“司法改革”(使中国司法成为更好的司法)演变为“改革司法”(颠覆司法的基本属性,重构司法内涵)之倾向。
  在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两个个案中,我们分明且清楚地看到了民众,准确地说是舆论对司法权的限制作用。根据相关的持续新闻报道,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案件被媒体“捅”出来之后,舆论的制造者们没有阅读卷宗,却迅即——至少是在有关法院作出裁定之前——得出冤假错案的判断,并以一种决然而然的态度向全社会宣告了。几乎所有舆论都一致认定佘祥林以及赵作海就是司法腐败或至少是司法无能的受害人;我们还看到,有关法院或更高级别的党政机关忙不迭地作出“翻案”决定和国家赔偿决定;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很多“专家学者”一边附和这种舆论,一边“痛心疾首”地批评当下司法的落后或腐败;与此同时,我们却完全看不到法院的辩解,甚至都看不到法院有这种辩解的意图。
  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严肃的媒体或舆论固然可能尖锐,但却绝不是、更不应该是刻薄甚至偏激,否则所谓舆论监督就很容易演变成赤裸裸的舆论暴力。更可怕的是,由于舆论往往以市民社会的代言人之面貌出现,并且它也往往会深刻地影响社会大众的思维模式,因此,舆论暴力很可能是一个社会中最可怕的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就佘祥林案、赵作海案的报道而言,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媒体及舆论似乎确实有欠严肃。
  在面对司法这一国家公权活动时,舆论尤其是大众媒体所主导的舆论应更加理性化、严肃化,从而也更加地去情绪化、噱头化。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民族才刚刚起步、走向政治成熟因而需要更多的理性,也不仅仅是因为舆论暴力是最可怕的暴力,还因为司法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公权活动,更因为媒体及舆论的职责本就是揭露、沟通、缓解矛盾,而不应演变为单纯的发泄、单向的恶评、甚至是激化矛盾。
  司法系统以及所有的国家机关也确实应该反省,在每次类似事件中,为何舆论几乎总是一边倒以至于都达到了非理性的程度?以及在每次类似事件中,为何相应的法院或法官甚至都没有了“发言”机会?这值得我们去认真地思索。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周赟/《法制日报》2011-03-23)

  绝大部分所谓“新闻”其实是娱乐
  在这个被许多人讴歌的“信息时代”,我正在竭力反其道而行之。我已经七年不看任何电视节目,不上网看任何新闻了。我唯一了解时事的途径是看纸质报纸和杂志。这样做并不是我要标榜自己特立独行,也不是我虚伪——我自己仍不时在电视台做电视节目,我每四天更新自己的博客,甚至还主持着一个小网站。
  我这样做最初是出于朴素的想法,现在的信息实在太多了,而且其中许多是毫无意义或马上变得毫无意义的,所以我需要寻求信息的“过滤”机制。如今电视节目的终极目标其实只是广告,而网上的新闻乱七八糟什么都有。相对而言,纸媒由于把关比较严格有效,“信息垃圾”比前两者要少些——尽管如今纸媒也已经越来越被网络所左右和牵引了。
  后来我看到了对我这样做的理论支持,原来尼尔·波兹曼25年前就已经深入论述过这个问题了。波兹曼的《娱乐至死》,最先打动我的就是他关于电视的论述。波兹曼认为电视是一种洪水猛兽,它事实上已经开始导致人类文明的衰落和灭亡。
  电视总是和新闻联系在一起,那么新闻的本质是什么?新闻中虽然有国家大事,有舆论监督,但那只占极少一部分。绝大部分被称为新闻的信息其实本质是娱乐。
  我们一直以为“信息”是一种好东西,我们能够获得的信息越多,我们的工作就会越有效,生活就会越美好,所以我们热烈讴歌“信息社会”。这些信息通常就被称为“新闻”,而我们一直想当然地认同“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之类的老生常谈,以为我们看新闻就是想去了解真实的情况——新闻工作者有义务向我们提供真实的情况。
  然而实际上,在“真实”的美丽面纱背后,却浮现着“娱乐”那粗鄙而狰狞的面目。航班失事火车脱轨,死了几十几百人,就成为新闻;而无数航班火车安然抵达目的地,为什么不构成新闻呢?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死亡中获得娱乐。贪官东窗事发就可以成新闻,大贪官获罪可以上头条,可是还有千千万万官员正常履行着职责,为什么不构成新闻呢?说白了,这是因为我们想从听闻别人的非正常生活中获得娱乐。
  电视只是一个例子,今日的互联网对文化的消解又百倍于电视。互联网上“人人可参与”的假面狂欢,给我们带来了铺天盖地的信息垃圾和更多的坑蒙拐骗,网络游戏和微博则让人和吸毒一样上瘾。所有这一切,都引诱着我们越来越远离自己的精神家园。
  所以,在今天,不要再盲目而毫无保留地去拥抱一切信息了;在今天,我们更需要宁静和思考。我们需要自己的精神家园。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江晓原/《光明日报》2011-01-17)

  慎用“群众”一词
  “群众”一词尽管约定俗成几十年,但词义含混,值得质疑。笔者以为,对“群众”这个词,不用或慎用为宜。
  时代在发展,一些涉民概念的取舍,也应该与时俱进。那些对社会产生负面作用的词汇,该舍弃的应及时舍弃。
  春节期间,领导下基层开展看望或慰问的活动多了,于是在新闻中屡屡出现“群众”一词,诸如“看望群众”、“和群众联欢”,“与群众座谈”这样的表述;在党政机关或企事业单位所发的一些有关文件里,也常常出现这类提法,有时则将“群众”和“人民”搭配合用,称“人民群众”。殊不知,类似这样的表述是不确切的。
  “群”和“众”实际上意思相近,两个字搭配在一起明显意思重复。
  查《新华字典》,“群”有两个含义:一是相聚成伙的,如人群;二是众人,如群策群力。
  “众”也有两种解释:一是许多的意思,如众志成城;二是指多数的人,如大众,观众。
  所以从字面上解释,“群众”这个词不严谨。如果就事论事,改成诸如“看望市民”或“看望村民”,“和各界联欢”或“和市民联欢”,“与各界座谈”或“与员工座谈”,既具体也更确切些。
  所谓“人民群众”的表述也非常含混。“人民”本来是一个群体概念,是指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基本成员。“群众”与“人民”搭配,“群众”是人民的一部分,还是人民之外的部分?
  更不可理解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群众”一词还成为政治面貌的代名词。例如,差不多每个人都填写过的履历表或政审表格上,在“政治面貌”一栏,没有党派身份的人需要填写“群众”二字。
  这里用于“政治面貌”的“群众”,指的是无党派的中国公民。其实,在这里完全可以用“无党派”或“无党派公民”的表述,更何况,即使是有党派的,也有成群或聚众的时候,“群众”怎能特指无党派呢?
  泛用“群众”一词,不仅语意不确切,实际上确实产生矮化社会的主人——人民大众的副作用。“人民”是宪法规定的国家的主人,“公民”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主体。但“群众”尽管人数众多,却似乎没有清晰的含义表述,看不到棱角分明的政治面孔,在宪法里也没有作特别的解释。
  每逢“领导慰问群众”,中心人物不是人数众多的“群众”,而是作指示的“领导”。照理说,人民是主人,干部是公仆,但这里由于用了“群众”这一模糊概念,主人和公仆的关系是颠倒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王谨/《人民论坛》2011年3月)
  来源:青年记者2011年4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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