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用好互联网
　　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协的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要畅通信息收集、报送和反馈渠道，积极探索利用互联网收集社情民意的新方式，及时准确地把握全局性、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努力成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反映群众意见诉求的重要渠道，成为党和政府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的重要方面。”一句话里用了两个“重要”，意味着重要而又重要。
　　互联网既变革了生产方式，也变革了生活方式，还将变革我们的上层建筑。关键是人与人的关系起了变化。上下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拿传媒来说，“一审”、“二审”、“三审”是颠倒不得的。颠倒了是要出大乱子的。今天呢？虽然还在延续，但是，在很多地方变成了采编合一、上下合一。你一、二、三审不同意他发表吗？你说“不”的话未落音，墨迹未干，他已把它传遍全球了，拦也拦不住，拉也拉不动。搞防火墙是有点用的。可那防火墙对弱者来讲是墙，对强者来讲，只不过是一张薄薄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纸。对半弱半强的人来讲，虽不是纸，但也是可以一跃而过的墙。
　　因此，与其劳民伤财地“堵”，不如“疏”，也就是政协报告中说的“畅通”。中国在“畅通”二字上下了很大工夫。中国的网站岂止是百花齐放，简直是万花盛开，官办的，民办的，团体的，个人的，处处有博客、时时见微博。中国是世界上第一网络大国。中国能做到精神与物质齐飞，经济与社会同步，网络是立了大功的。
　　当然，网络上的信息是良莠不齐的：有真信息，有假信息，有精粹的信息，也有信息垃圾，这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信息化的正常现象。没有垃圾，还要清洁工干什么？没有信息垃圾，信息工作就是低能儿也能做的简单劳动了。信息的复杂性意味着信息工作的艰巨性和崇高性。信息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学会分析，学会鉴别。信息工作首先要与网民沟通信息，也是政协会上说的：“增进了解，消除误解，澄清曲解”，要像对“哥德巴赫猜想”那去破解难题。这样，我们的信息工作就一定会成为国家的血脉，“通则不痛”。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邓伟志网站2011-03-04）

　　虚拟社会管理的六个理念
　　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传播时代，很快适应这种生活环境的是年轻一代人；年长的人中，相当多的思维方式还停留在传统媒体时代。而制定虚拟社会管理政策和实施的人大都是年长的一代。年长的一代太容易按照惯性思维来决定治理技术。鉴于这种情形，提出一些关于虚拟社会管理的基本理念来加以讨论，显得十分必要。
　　一、“信息公开”理念
　　胡锦涛总书记2008年6月20日视察人民日报时总结抗震救灾中信息及时、公开传播的经验，指出，“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时效性，增强透明度”，“其中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并要形成制度长期坚持”。这是要求将信息公开“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但现在显然还没有“形成”好。
　　全球化时代，人口流动频繁，新的传播科技已经普及，传媒形态也多样化了，你可以不报，但无法阻拦世界其他国家报，也不能完全挡住网络、电话、手机，以及较原始的信件和最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权威性的权力机关不在第一时间出面讲真话实情，最容易造成信息多级传播中的扭曲和衰变，造成更大的社会不稳定。至今一些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采用的仍然是惯常的信息控制方法：拖延、隐瞒、封网、以诽谤罪抓人等。显然，中央最高层关于领导机关与传媒关系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我们具体工作的同志的认识没有跟上这种变化。
　　二、“执政为民”理念
　　没有执政为民的理念，当权者自然会把与政府相关的事务看得高于其他。例如召开重大会议，开会本来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但恰恰在这个时候，若发生重大的危机事件，常常传媒被通知不许报道，连经常发生的普通“坏事”这个时候也一概不许说。从道理上讲，我们党讲的政治，就是如何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可是当人民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事件发生时，政治会议的形式变得高于一切，这就颠倒了主次和是非。
　　三、“疏导信息”理念
　　1954年前后中国新闻界全面学习苏联后形成了一种不好的传统：凡是我们不喜欢的信息，对民众实行封锁，对党内干部实行分级透露，关于资本主义国家一概只报不好的消息。敌人批评我们的内容一律不让见报。
　　堵截只能获得暂时的安定，最终损失更大。然而，我们太习惯于水来土挡、兵来将挡了，而传播科技的发展，永远是有“盾”之后便有新的“矛”，而且“盾”的产生总是落后于“矛”的发展。如果我们的控制停留在筑坝的思维上，永远挡不住水的溢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在观念上，我们习惯于把各种危机事件看做坏事，倾向于千方百计地“捂住”，不让别人知道。在当代社会，突发事件出现的几率较高，应当把这类事件视为一种常态来处理，把处理危机看做政府正常职能的一部分。社会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风险无处不在。如果在认识上视危机为常态和中性的，就不需要把它“捂住”。现代信息社会，把封锁消息作为处理危机的基本方法，肯定会把危机推向最糟糕的境地。封锁公开发生的事实或已经披露的信息，唯一的传播效果就是被人嗤笑。
　　四、“公开对话”理念
　　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是必要的，除开与境内外敌对势力斗争要有多种手段外，面对人民大众所实施的管理，主要应通过法律法规建立网上秩序，而不是建立庞大的网上匿名监控队伍（天价的成本），不分昼夜地轮流值班监控各大网站，看到批评的意见，不是删除就是以网民的身份进行辩护。这是管理者没有自信心的表现。这种做法的结果是使政府只听见自己的声音，但是却耽于幻觉，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而且要求人民同样耽于这种幻觉。
　　没有不好的问题，只有不好的回答。现在我们缺少的，就是像有些报纸评论版那样有能力即时回应各种热点问题的时政评论员；在网上，这类人应是公开身份的网评员。
　　我们过去总讲以正面报道为主，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这不符合新闻传播的规律。从宣传角度看，我们需要的是正面效果，不管正面报道还是反面报道都只是手段。只要能够获得正面效果，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一般情况下，凡是公开发生的事实，没有不能报道的，问题在于如何有理有利有节地报道。通过过滤敏感词来堵截，结果是把所有人都变成了怀疑和控制对象，稍不注意就可能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这种简单的工科思维不可取。某个词一旦变成敏感词，敌对的一方就会加大扩散，我们任由境外网络和其他传媒在几十亿网民中传播，不做有力的反应，只是千方百计地不让几亿中国网民知道，一方面是愚民，另一方面是在自毁党和国家在世界上的形象。
　　五、“社会减压阀”理念
　　网络传播具有颠覆性的一面，但也是活跃思想的社会减压阀，尤其对党和国家防止地方上有些人离开大局各自为政，以及制约某些基层无良官员是有效的。网络意见把民众的不满分散到一个又一个新闻事件当中，分散地释放了怨气。通过测量网络意见，政府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社会温度，一定程度上不是扩大而是减少危机事件。若在这个对网络认识的问题上达不成共识，企图让网络意见按照某种主观的意图发展，很可能会在我国形成一场无形的网络战争，一旦搞不好，政府就容易将自己置于网民的对立面。
　　在网络上，党政权力一方，具有公权力的优势、传媒的优势、知情方面的优势。但我们远远没有充分发挥这种优势，有些官员还是能不公开就不公开，能回避就回避，这是一种“理亏”心态。要理直气壮地发挥主场优势，而不是用简单封闭的方式达到社会管理的目的。有同志说得好：“一壶已经烧开的水，如果还使劲捂着盖子，结果只能是连壶底都被烧穿；而盖子一揭，尽管有可能会烫着自己的手，但沸腾的民意也就会变为蒸汽慢慢消散。”
　　六、“网上统一战线”理念
　　现在网上已经出现所谓“新意见阶层”，这些人或是关注新闻时事的人，或是在网上直抒胸臆的人，他们有能量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这个新社会阶层不是同志，不是部下，但也不是敌对力量。他们是公民记者、意见领袖。对待他们，不宜动用公安和安全部门，而要放下身段，与之平等对话，以理服人。
　　这个阶层只是松散的一群人，在意见领域具有较大舆论能量。要区别对待，扶正抑偏祛邪。我们党有丰富的统一战线的经验，这是毛泽东说的“三大法宝”之一。对待新意见阶层，要诚实引导，求同存异，聚同化异，不宜像要求党内人员那样总是要求保持一致，可以在一定限度内意见多样化。其实在很多问题上，拉一拉就是朋友，推一推就是敌人。我们要做的是，理顺关系，拉过来做朋友；推过去当然很容易，但这是对社会和当事人不负责任的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1年第4期）
 

　　我们该树立什么样的信息观
　　现代社会，信息总量急剧膨胀，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处于日益膨胀的信息洪流中，有研究者估计，2011年全球产生的数字化信息量将达到1.8万亿吉比特。而且，信息获取的手段、渠道也日益便利。
　　但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快速和方便地获取信息，也带来一些问题，就是信息的质量参差不齐，信息利用成本显著上升。尤其是随着网络的广泛普及与创新应用，其作为自媒体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传统媒体中的“把关人”的作用被大大削弱，公众话语权得到最大限度发挥，各种虚假与不良信息也大行其道，“网络水军”甚至是“网络黑社会”无不挑战着社会的道德与法律底线。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利用信息的成本显著上升。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去粗取精，挑选出自己需要的有效信息，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也与前些年不可同日而语。大量的信息消耗的是人们的注意力、时间成本和接受力，也考验着人们的判断力。
　　处于信息时代，我们该如何应对？笔者认为，要树立科学的信息观，提高信息利用能力。能否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提炼为知识，并将其用于指导自己的认识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的信息利用能力。信息时代条件下，有效利用信息的能力就成为个人基本素质的重要内容，甚至有人认为信息利用能力直接决定了个人的成长空间。既要善于迅速捕捉和收集信息，还要学会筛选有助于实现自己目标的信息，更要有适时地“拒绝”信息的能力。这其中的关键点就是要牢记信息“是为实现人的目标服务的”，而不是被信息的洪流冲昏头脑。从这个角度看，所谓“充分利用信息”的说法并不完全正确，甚至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永远都无法收集到所有相关的信息。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高级经济师于凤霞/《北京日报》2011-03-28）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５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