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
　　今天的社会生活中，“理性”正成为一个热词。理性看待收入差距，理性面对社会不公，理性分析网络民意，理性选择专业、职业……“理性”的高频度使用，传递的潜台词其实是：在不少问题上，有人正走向理性的反面。
　　理性有序的环境有利于大大降低社会关系调节的成本，温和渐进的改革是历史进步的明智选择，这已成为现代社会不可动摇的共识。在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家，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尤为重要。
　　但是，对理性的思考和探讨，还应在更深的层面展开。希望杜绝一切非理性言行是不现实的。与其紧张焦虑，不如解析它们生长的社会根源，寻求化解它们的现实路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构建平和理性心态的主要矛盾。
　　从追求“高而又高、纯而又纯”的政治理性，到接受自利、竞争、效率的经济理性；从单向度强调“冷静、稳定、理智、克制”，到加强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群众利益维护机制，培育和保护公共理性、构建和谐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对于理性的认识有了巨大的飞跃。但急速变革的中国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将这种理念的进步落实到层层级级的社会管理实践中，实现对日益错杂的社会心态的准确把握和有效疏导，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今天中国的理性建设，既有市场理性与传统伦理道德的冲撞，也有个人权利与集体精神的磨合；既有现代公共意识与熟人社会的博弈，也有公民参与和“为民做主”残余思想的抵牾，如此复杂的环境中，作为具体的人，谁都不敢说自己绝对“真理在握”，谁都不应有过高的“理性优越感”，企望“理性”的符号可以封堵住“非理性”的决口。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反映正当的诉求，究竟该怎样宣泄郁积的情绪？没处说理就骂，骂不过你就打，打不过你就跑，我们绝不鼓励这种弱者的逻辑，却也绝不能不理解、不关切、不给出路。
　　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有理”固然不一定走遍天下，但“无理”注定寸步难行。价值理性、工具理性、程序理性、目的理性……理性建设的内容包罗万象。培育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当从培育平等、真实、诚恳和可沟通为原则的交往理性开始。
　　少一点“我没时间跟你闲扯”的粗鲁，多一点平等耐心的沟通；少一点“不信谣不传谣”的训导，多一点公共信息的及时披露；少一点“买不起房为什么不租”的不解，多一点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我们时时刻刻都应记住，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才是消除非理性最有效的解药。
　　（人民日报评论部/《人民日报》2011-05-19）
　　
　　
　　希望保障记者权利的良法早日出台
　　总有人不断佐证新闻采访的“高危性”——几天前，新华社记者在距离首都北京城区仅40余公里的河北香河县采访时，遭不明身份人员跟踪、围堵。危急中，记者拨打当地110寻求保护，没想到被一口拒绝。最后，在40多位村民自发护送下，记者才得以脱离险境。
　　无独有偶，5月21日，一则有关新华社记者在成都采访被打的帖子也在微博上被海量转发。从信息源而言，此帖本为新华社记者原创，被其同事证实，并由其他媒体同行所佐证，引起新闻界义愤。
　　虽说，记者挨打如今早已算不上什么新闻，但这两起打记者事件给公众提供的“看点”在于，被打的不是地方报刊记者，不是市场化的都市报或专业类媒体记者，而是堂堂新华社记者。不是说后者就具有身份优势，作为公民，作为新闻记录者，每一个记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但这种现象深刻地表明，新闻工作者所面临的舆论监督环境的恶劣程度在不断升级——连新华社记者都可以照打不误，都可以被一些地方的“110”轻蔑地置之不理，其他媒体记者的境遇可想而知。
　　事实上，近些年来，记者挨打就是一部不落幕的“连续剧”。不用专门查询，也无须刻意回顾，层出不穷的类似事件让人一次次见证了揭露内幕、捍卫真相的艰难。
　　记者并没有天然的正当性和特别的豁免权，他们的报道可能犯错，但这种责任追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岂能对记者人身权利进行赤裸裸的粗暴侵犯？实际上，记者除了被打，还有遭到非法拘禁、非法传唤、非法扣留、限制人身自由的，更有甚者，竟有地方公安人员进京抓记者的案例。国际社会之所以公认记者是一种高风险的职业，是因为但凡地震、海啸、台风、火山喷发这样的危险之境，都少不了记者的身影，但显然，对我们来说，所谓的“高危性”，还包括前述种种人为的恶意阻挠、干涉与威胁。
　　记者的采访权是一种社会公共权利，打的是记者，伤害的却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如果记者的采访权甚至人身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又谈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与监督权，谈何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使之在阳光下运行？我们恰恰看到，阻挠舆论监督的，除了某些被曝光的企业外，更有公权力无处不在的影子，甚至公然走向前台。谁来保护记者？谁来保护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是时候了，我们再次希望，保障记者权利的良法能够早日出台，让舆论监督免于公权阻挠的自由，让记者免于在恐惧中去孤独地坚持理想和信念。
　　（晶报社论/《晶报》2011-05-22）
　　
　　影响中国报刊发展的两大命题
　　报纸杂志有商品属性也有意识形态属性，这一特点从业者理解尤深。面对新的形势，如何找到新的管理手段，确保报刊文章和网媒报道在国家利益等方面坚持导向正确，这是当下一大命题；与此同时，面对变化，如何改变政策墨守成规、相关法律严重滞后的现象，则是当下中国报刊谋求新的发展所必需的前提，这也是不可忽视的另一大命题。
　　我认为，两大命题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是报刊获得突破性发展的一对翅膀，平衡才能飞翔。问题是，目前中国报刊产业管理仍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报刊在市场发展和竞争中主体地位模糊不清，产业发展方向也不明朗，曾在主流人群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传统报刊，如今在与新媒体竞争中因受“不对等”、“不公正”待遇而正逐渐丧失阵地。譬如，诸多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后，传统报刊一律被管得死死的，新媒体往往因为技术优势而难以受到或很少受到制约，结果，传统报刊的地位和影响力日益被削弱被边缘化。
　　其实，传统报刊不乏人才，报刊产业也非夕阳，它在发展和竞争中显示疲态，凸显的不是人才短缺、产业落后，而是在深层次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方面，一些思维、手段未能顺应时代变化。须知，当下的资讯传播已深刻革命，内地读者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读者，同处共享一个互联网时代，而信息源不再是国家机器能完全控制，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
　　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时期，我们当然不应该简单地追随西方的价值文化，我们应当传播自己的文化和思想主张，但是，以什么样的文化和思想在国际舞台上形成“中国观点”、“中国声音”，光是沿袭“老一套”很难被世界认可和接受。凡被世界认同的“中国观点”、“中国声音”，一定是既立足国家民族利益，也兼顾到世界的普遍意义。
　　为了让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真正崛起和赢得尊重，我认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给予报刊应有的空间，使其在内容创新、产权明晰等方面获得松绑、“依法办事”，使报刊的体制、机制均有竞争力，切实落实传媒“事业转企”，完善传统报刊在市场竞争中的主体地位，这些都是推动中国报刊走向世界舞台的题中应有之义。
　　（新民周刊社长、主编丁曦林/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报刊业务探索》2011年2-3期）
　　
　　
　　拉登之死与消息时机
　　几十年来全世界都在谈论本·拉登这个人，可是，他是个什么人，尚不能明确界定。他是在参与阿富汗的圣战后出现在公众视野的，那时他不过才20多岁，反对亲苏联的阿富汗政府。
　　当时，吉米·卡特的美国政府花了数十亿美元想挑起一场反对苏联侵略的战争，这会使作为美国工业基础的整个军火工业获得巨大经济利益。军火工业实际是强势美元和巨额财富的主要基础。
　　本·拉登处于巨额经济利益构成的复杂利益网中，这不仅涉及他的国家，也涉及他的贵族家庭和他在沙特经营大企业的父亲，最强劲的世界石油贸易正是在沙特形成的。实际上战争一直存在，这是强大的布什家族联合其他大企业——比如卡莱尔同本·拉登家族集团、沙特王室之间的战争。
　　这就是说，这个以原教旨主义和圣战神学先验方式生存的年轻人，置身于由过时的、跨越国界的经济和政治帝国构成的乱麻之中。这团乱麻不仅涉及商贸，而且也涉及美元的地位和政治问题，显然也涉及中央情报局以及从里根之后一直到奥巴马的历届政府。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本·拉登刚刚死于巴基斯坦的原因，这一消息不能令人信服。
　　我认为本·拉登死于1999年，我的观点来自当我在俄联邦的一些伊斯兰国家以及叙利亚时看到的一些图像和照片，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来日无多的病人，一个与实际年龄不符的老人，皮肤松弛，无法行走。他显然因肾病自然死亡，他早就在进行肾透析，又不能到医院医治。他可能死于沙特，当时严加保密，因为让他活着，把他说成一个坏人和敌人，很多经济集团的商贸活动可以大大扩张。
　　选择在今天宣布他死亡，出于两个原因：使组建恐怖组织的很多天真者的利益和安全遭受损失；特别重要的是第二点，即本·拉登的象征性必须陨灭，以便对一些利益和经济活动进行调整，以按照世界大金融托拉斯的打算和利益来撰写新篇章。
　　美国也一直乞灵于这样一点：全身心地强调某种民主是多么完美无缺，因此便得到一些地区和国家的领导人的请求和支持。事后这些国家却陷入冲突和贫穷状态。最后它们才发现，自己成了商业掠夺的工具。
　　本·拉登从心理上说是个理想主义者，但他缺乏世俗战略、政治战略和商业战略。他从未想到，正是为某种圣业而斗争、想为伊斯兰世界争取一定秩序的他，在各种冲突中成了常被别人利用的工具。
　　那么，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决定在5月2日公布本·拉登死亡的消息？
　　4月29日，英国因王子举行婚礼，所有媒体都在大肆报道。梵蒂冈决定5月1日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行宣福礼，美国至少在十来天内将在新闻报道中不见踪影。于是，美国即以本·拉登被杀的消息奋起反击。美国某知名饮料公司如果在广告中消失一周的话，就会丧失1/3的客户。
　　
　　（安东尼奥·梅内盖蒂/刘儒庭译/《光明日报》2011-05-24）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