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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11年6月下)

2011-07-20 13: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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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情不是“敌情”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
  翻开报纸,转发微博,评论新闻……公众对社会、对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华南虎”、“躲猫猫”、“钓鱼执法”、“宜黄强拆”,这些借助媒介迅速蹿红全国的符号提醒我们,今天,治理的方式和理念往往通过媒介呈现、传播甚至放大,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当公开透明逐渐成为执政共识,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成为公民基本权利,我们看到,各级政府的媒介意识也在不断提升。当然,在总体的发展进步中,一些地方在媒介应对上仍有诸多不足。或是忽视媒介,把媒介当做摆设,很少更新的“沉睡网站”体现出媒介意识的淡薄;或是害怕媒介,断定媒介是“找事”的麻烦源,“封、捂、堵、压、瞒”五字诀时有出现,“防火防盗防记者”心态屡有所闻;或是滥用媒介,视之为文过饰非的工具,漠视民意,打压舆论,为某些地方和单位违规行为“背书”。
  如果说媒介已来到双向交流的2.0时代,那么政府治理同样进入了2.0时代,从高音喇叭、报纸刊物的宣讲,变成了新闻发布、网络留言的互动。如果没有必要的媒介素养,没有回应关注的能力,只知打压甚至封堵,无疑会使“沟通”没有了“通”,只剩下一条无法跨越的“沟”。
  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眼前或许会让一些地方一时难堪,但对于我们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保持头脑清醒,大有益处。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正如一位省委书记所言,“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
  面对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思想转变,无论是解说政策、疏导情绪,还是沟通思想、促成共识,都需要媒体来主动设置议题,求同存异、凝聚力量、推动工作。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中央领导强调媒体是治国理政的重要资源和手段,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提高跟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切实做到善待、善用、善管。
  被各种信息和媒介包围的领导干部,亟需养成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敏感和价值判断,学会“新闻执政”。否则,介入迟缓或干预不当,不仅可能“小事闹大,大事闹炸”,而且会消解改革发展共识,损耗政府“无形资产”。
  对领导干部而言,媒介素养不仅是能力,更是一种心态。有平等的心态,才不会有“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的傲慢官腔;有尊重的心态,才不会有“没时间跟你闲扯”的敷衍轻慢;有开放的心态,面对监督才能正视问题而不是列“记者黑名单”;有坦诚的心态,遭遇批评才会反躬自省而不是“诽谤定罪”……说到底,媒介是政府与公众交流沟通的平台,对待媒体的态度,也就是对待公众的态度,这是执政水平和执政理念的一个具体体现和检验。    (人民日报评论部/人民日报2011-06-16)
  
  
  打开舆论的闸门,打开批评的盒子
  《人民日报》近期刊登“如何回应社会关切”系列文章,其中最新一篇是《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文章指出:“在百姓眼里,从善如流、知错即改,远比‘一贯正确’更加可信、可敬、可亲。纵观这些年的情况,大凡能够及时回应公众质疑、正确对待社情民意的,往往会在良性互动中提升政府公信力。就此而言,群众的诉求、媒体的监督恰恰是党和政府宝贵的执政资源。”
  在很多地方,舆论监督、群众批评经常被视为洪水猛兽。为了反制舆论监督,有的地方不惜动用各种国家机器甚至包括暴力机器,公检法频繁成为各地应付舆论监督和群众批评的利器,诸如诽谤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等罪名层出不穷。按照一些地方官员的说法,用整个政府来对付你几个批评者,还不容易?确实容易,无论是新闻工作者还是平民百姓,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必然是无力的,是虚弱的。但回过头来,我们的政权是否会因为批评者的虚弱而变得强壮起来?显然并非如此。
  闭塞视听、打击批评的结果是体制内各种信息流通的闭塞。中国这么大,中央不可能面面俱到,有效知晓各地信息。过去,由于信息传播技术的不尽发达,信息流动的缓慢造成了一些地方官员在施政端的为所欲为,“天高皇帝远”使得他们能够不用过多担心来自更上一级的监督和管制。但互联网的出现和中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使得“天高皇帝远”日益受到挑战。即使再偏远的地区,只要信息披露在网络上,很快被全国人民周知。在这种情况下,舆论监督和群众批评的威力倍增。
  今年是建党90周年,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应当早已提出,但显然这个转型有的地方走在前面,而有的地方仍然沉溺于传统革命党心态不能自拔,这种心态主要表现为把一切批评视为反动,认为批评会导致上级的整肃,使得权力掌控者的前途受到威胁,因而以权力压制“反动”。而执政党心态则是在遵循传统政治治理模式的同时,把公权力当成公民授权的产物,尽可能为公民提供更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品,从而赢得公民的信赖和支持,共谋发展。
  打开舆论的闸门,打开批评的盒子,让人民多说几句话,哪怕多说几句不满的话,能动摇执政根基吗?不让人民说话,不让群众批评,问题越积越深,讳疾忌医,尾大不掉是必然结局。一个国家执政水平的提高需要各地方执政体水平的提高,昔日提倡经济领域先富帮后富,今日在执政领域亦应提倡后进学先进。      (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东方早报2011-06-03)
  
  
  善待记者就是善待公众
  这是一个公众知情权、监督权日益彰显的时代,媒体记者作为担当这一重任的关键角色,不可或缺地出现在新闻现场,义不容辞地冲锋在第一线,否则就是失职,就是缺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还远未能适应这一时代大势,还在传统地被动式地面对。其结果就是每每闹出荒唐笑话,把形象损毁,把颜面丢尽,却还浑然不知,岂不令人扼腕?
  应当看到,用暴力的方式对待记者,让记者流血、恐惧,虽然在今后若干年不会完全绝迹,但从趋势上看,毕竟会越来越少。与记者打交道,仅仅是告别暴力与野蛮,还远远不够。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只有顺应时势,提升与媒体记者打交道的能力,才能与自己的地位、身份、职业、角色、使命等等相匹配,才可能干好自己的事。
  记者的背后,站着公众,善待记者就是善待公众。这种善待,不是不再打人,不再说话,也不是变成“灭火队”、“说情者”,更不是用胡言乱语侮辱公众智商,用花言巧语搪塞敷衍。这种善待,是要习惯于被公众质询、拷问、监督,习惯于满足公众信息需求,更要学会与公众始终站在一起,而不是站在公众的对立面。基于这种站位的转变,有问题就要直面,有错误就应承认,有一就老老实实说一,除非国家机密,你知道多少就让公众知道多少。
  有了这种站位的转变,政府部门和公职人员就会发现,媒体和记者并不是在挑刺、找麻烦、让自己难堪,相反还很可爱、可敬,最终会促进工作,推动进步。
  (京华时报评论员陈家兴/京华时报2011-06-05)
  
  
  记者黑名单保护谁的利益
  日前,卫生部新闻宣传中心主任毛群安表示,将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以打击他们有意误导人民、传播错误信息的势头。消息传来,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首先,谁来当裁判?如果卫生部自己说了算,那么以后批评卫生部,是不是也就成了“有意误导人民、传播错误信息”呢?
  第二,谁来保证裁判过程的公正?在既往的食品安全事件中,有不少案例初看没问题,深入调查后才被揭露,人不可能一下子认识到全部真相,也不可能掌握全部真理,可现在麻烦了:刚认识一半,你也许就上了黑名单,或者发现了99%的真相,还有1%认识不足,但这1%成了罚下场的借口,那么,剩下的99%怎么算?
  第三,监管能力是否足够?卫生部的专业是负责人民健康,可这些年来,出现了几起重大事件,体现出本职范围内的监管能力有待提升,不加大这方面功夫的修炼,突然转向专业外监管,有不务正业之嫌。在新闻管理方面,国家有法律、行业有制度,卫生部如果因专业度不够,“黑名单”搞错了怎么办?万一搞成了良心记者的榜单,岂不贻笑大方?
  毋庸讳言,新闻作为一种监督力量,肯定会有副作用,会带来一定损失。为此,记者也应加强相关专业知识的认知。但如果没有新闻监督,损失岂不更大?没有三聚氰胺的曝光,孩子们至今还在受伤害,没有“黑心起云剂”的及时报道,又有多少人将付出健康的代价?
  每个人都希望减少新闻监督的副作用,但以此为借口,将裁判权交到利益相关方的手中,这便又回到了自我监督的老路上去了,如何保证监督的有效性?如何保障公众的知情权?
  必须正视这个话题:“黑名单”保护的究竟是谁的利益?究竟是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还是部门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在毛群安先生的此次发言中,多次提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等与本职工作无关的大话题,而“人民健康”这样的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却很少谈起。但愿,这只是一时疏忽。
  (蔡辉/北京晨报2011-06-15)
  
  
  最安全的意见环境是多种意见并存的环境
  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把“排气阀”引入社会学研究,指出:社会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而由于这些矛盾和冲突,社会主体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如果长期得不到释放,情绪不断堆积,便会产生许多社会问题。一个社会,需要设置一类经常化的、制度化的通道,及时排泄累积的不满情绪,以保障社会运转的安全。在这个意义上,传媒被形象地喻为“社会的排气阀”。
  在网络时代,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现实中的不满上网发泄。网络往往是敏感话题的集中地。我们以往的惯用办法是强力监管,十分紧张。其实,对于网络意见现象不必过于惊慌,管理网络应重在疏导而不是封堵。当今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广泛而多样,管理网络意见,与其单纯用强制删除的手段,不如用温和的办法,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将网络视为一个适当的出气渠道,使网络充分扮演好“排气阀”的角色,允许网民的一些意见存在,让各方的意见都释放出来。
  对于一些敏感话题的议论不用过于惊慌失措,应该给网民一些发泄的空间。随着时间推移,当网民们关注的热点转移,这个话题的热度会自然消退。最安全的意见环境是多种意见并存的环境,较为极端的意见在这种环境中往往被稀释,其影响和作用会变得有限。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力丹/文汇报2011-06-07)
  来源:青年记者2011年6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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