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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11年7月上)

2011-07-31 19: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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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都是媒体惹的祸”
  翻检近年社会热点,从紫金泄污到哈药超排,从“毒奶粉”到“健美猪”,从开胸验肺到跳楼讨薪,各种不同事件背后,演绎着类似的社会症结。如何看待这些热点,实际上也就是如何看待发展中的问题。
  一些人抱怨,许多问题“都是媒体惹的祸”。应当看到,确有媒体为吸引眼球不惜炒作,写言过其实的报道、发耸人听闻的议论;也应当承认,没有媒体的介入与监督,这些事件不会如此引人关注。但更应该强调,解决社会问题,新闻媒体理当承担社会责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以客观公正的报道,全面呈现社会状况,理顺情绪、化解矛盾、促成共识。而抱怨者也需自问,如果没有媒体监督,诸如强制拆迁、企业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及其引发的负面评价,是否就不会发生、不复存在?
  社会问题是否为媒体报道所催生,公众信心是否被舆论渲染所破坏,但凡学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点科学理性思维,都不难得出正确答案。
  媒体既不是事件的起点,也不是终点。因为存在是第一位的,反映是第二位的。新闻报道,不过是还原了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矛盾构成。事情的出现、情绪的爆发,其根源决不是媒体报道了,而是问题本身就是客观存在。同样,媒体也绝不是事件的“终端”,不会因为媒体沉寂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万事大吉。
  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认识到,一个好的社会不是没有问题,而是能够正视和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央强调对于转型期中国产生的“问题”,既要弄清“怎么看”,更要明确“怎么办”。怎么看,是认识,是舆论引导;怎么办,是行动,是解决问题。怎么看固然重要,怎么办更为关键。
  在日常治理中,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舆论引导是第二位的。处置热点事件,不应只是宣传部门危机应对,展开舆论公关,而需多个部门携手联动,化解现实矛盾,解决实际问题。面对社会关切,我们需要应对,更需要行动:从舆情应对走向问题破解,从“怎么看”迈向“怎么办”。
  事实证明,委过于人地否定问题,不如头脑清醒地正视问题;掩耳盗铃地回避问题,不如釜底抽薪地解决问题。有些干部误以为“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殊不知病根不除,热点只是暂时休眠。只有以勇于担当的精神,正视热点、解决问题,才能使社会治理更加积极主动,从维持稳定走向维护和谐。
  “言能听,道乃进”。在建党90周年之际,在我们党已经成功执政60多年、面临巨大历史机遇和严峻现实挑战的关键节点,一切“常怀忧党之心”的党员干部,都应“恪尽兴党之责”,主动回应社会关切,不断探寻“怎么办”的路径与方法,确保人民群众利益得以维护,社会主义中国长治久安。
  (人民日报评论部/《人民日报》2011-06-23)
  
  
  多数“负面情绪表达”,大都是真实声音
  有一种舆论认为,媒体过于偏好“负面情绪表达”,习惯于将一些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层层放大,以此制造传播效果。
  我们不否认,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了传播效果的需要,的确存在“标题党”横行等乱象;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多数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关联的大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真实声音,它们听上去可能不像正面报道那样欢乐祥和,但往往也是真实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
  记录这些真实的民情表达,避免让它们成为“沉没的声音”,这是一个有良知、有道义感和责任心的媒体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如果安于表面的平静与和谐,忌讳甚至过分压制这些表达,不为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适当留一些出气口,或许这才是为矛盾冲突埋下隐患。等到“沉没的声音”经过长时间的累积突破极限爆出“水面”,补救起来事倍功半。近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其实不乏教训。
  无数的实践都表明,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当然,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尤其是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效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如果媒体不能客观、审慎地对新闻事实加以报道,其后果可能也将非常恶劣。比如,前一段关于“黄瓜抹避孕药,吃了将绝育”和“西瓜因使用膨大剂而爆炸”、“膨大剂会致癌”的报道,就因为不够科学和严谨而对相关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类似的情况,我们也要更加谨慎。
  (易艳刚/《新华每日电讯》2011-06-20)
  
  
  遏制舆论监督,实质上是对人民犯罪
  日前,因家属卖问题粽子被揭露而率队冲击报社的沈阳沈河区工商局长杨晓松,被沈阳市纪委驻市工商局纪检组正式立案调查。
  6月8日,杨晓松之子杨济维所开设的面包店因问题粽子而被《辽沈晚报》揭露,杨晓松妻子便带人到报社追打记者,后来杨晓松本人也亲自出马,开两台公车(不带工商标志),不仅扬言和记者“单挑”,更动用多方力量封锁消息。当时,出于愤怒,这家报纸的很多记者都用相机、手机进行了拍照和录影,有人在微博上还对此事进行“直播”。然而,杨晓松仍然摆平了诸多媒体,尽管多位记者愤愤不平,但辽宁省内几乎所有媒体均对此保持沉默。倘若不是有人在天涯社区等网络论坛上发牢骚引起新华社记者注意,工商局长赴报社打人一事似乎就被成功地进行了一场“危机公关”。
  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当地所有媒体闭口不言呢?不消多说,杨晓松动用的力量一定不少,一定不小。什么叫多方力量?那就是各个线上能够用来影响媒体的力量都用上。从行政力量到主管部门,从领导人脉到资本力量,这都是可以造成媒体失语的角色。好在,杨晓松毕竟只是县区一级的工商局局长,能够动用力量封锁本地所有媒体已属难得,而外地媒体他就鞭长莫及了。那么,杨晓松为什么可以让媒体失语呢?这与他的工商局局长的身份必然是分不开的。工商局是所谓的实权部门,辖区内大大小小的企业都得给工商局一份面子,这就是说,杨晓松完全可以调动沈河区企业的力量去对所有媒体进行公关。作为省会城市的一个重要区域,沈河区的知名企业一定不少,企业嘛,总是要投点广告的,这些投广告的企业多半会要求媒体建立“保护机制”,依靠资本而建立起来的公关能量是超乎想象的,譬如某大型知名奶企,不就让很多媒体在对其进行监督的时候噤声了吗?
  媒体如果不能搞舆论监督,动辄被各种力量封锁,媒体的社会公器之作用,也便逐渐消弭了。这位工商局长在殴打记者之后,本身已经触犯法律,可是他却能够让当地公安部门置之不理,让当地媒体无法报道,这说明什么?说明此事背后存在利益勾连,存在猫腻之处。工商局长对法律的漠视、对媒体的压制到如此地步,倘若媒体能够掌握舆论监督的自我判断权,杨大局长还敢如此放肆吗?而一旦当时就进行舆论监督,这位问题重重、飞扬跋扈的局长大人是不是可以早点下台,老百姓是不是可以早点从恶官的管束下解脱?
  不管是什么力量,钳制合法、合理的舆论监督都是不正义的。通过遏制舆论监督而让官员逍遥,实质上是对人民犯罪,是要使民不聊生;而一个真正发达的、公正的现代社会应当是通过舆论监督、公民监督使得“官不聊生”也。
  (迅之/《南方日报》2011-06-22)
  
  
  媒体报道的好人好事,咋成了人们批评的靶子
  重庆组织唱红歌者进京演出。其中有位名叫易如国的成员,临出发前,其90多岁的老母亲去世。易某于8日向亲友托付后事,9日凌晨将母亲遗体送上灵车,毅然上车赴京。换言之,他没有参加母亲的丧礼。对着媒体他这样解释:“这次演出,我代表的是重庆三千万人民。如果在这时请假,整个团队肯定会受到影响。从大局出发,我不能拖后腿。”
  此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当然是作为无私奉献的好人好事报道,还配发了感人的照片。然而,在网络媒体上,此事得到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几乎所有评论者都认为,这样的人太不近人情了,而一个不近人情、对自己的母亲不能尽孝的人,不管说什么,唱什么,恐怕都不能令人信服。
  又有好事者举出一个星期后发生的另外一桩事,以作对比:国台办副主任郑立中正率团在台湾中南部展开拜会活动,惊闻88岁高龄老父在福州病逝,临时中断拜会行程,急飞福州奔丧。对此,网络上一片赞美之声。
  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反应,确实很有趣。按说,网络上活跃的人物多接受启蒙观念,未必完全承认孝道理念之现代意义。易某之遭人抨击,或有其他原因。不过,如此一致的抨击,尤其是对郑立中的赞美,似足以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确实已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报道易某事迹的媒体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以至于本来是要报道好人好事,结果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批评的靶子。
  这可能是惯性使然。过去几十年来,媒体报道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几乎总要讲述一两个先进人物不顾父母、妻、子疾病、安危,而全身心投入到公家、国家事业中的事迹,这种不为父母奔丧的故事似乎就不少。仿佛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够先进。这样的价值观念完全是现代的。
  而在传统中国,一个人如果不为父母奔丧,那就是要被所有人鄙视的。官员如果贪恋权位,不为父母奔丧,是要遭到严厉的行政甚至刑事惩罚的。这体现了儒家的治国理念:治国始于修身与齐家。儒家主张修身、齐家,就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之宏大目标。但儒家清楚地知道,治国、平天下必须从最简单、最基础的事情做起,那就是修身、齐家。人能否在邦国、天下事务中扮演好自己作为公民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在家庭中是否接受了良好的训练。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好一个私人,即便在家庭之外的组织中表现得非常出色,似乎也只能说明,他的人格是分裂的。
  不幸的是,新文化运动基于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简单、片面理解,而发动了反传统运动,其中的重点正是反家庭。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反家庭催生出了人的单位化与国家崇拜。人的伦理属性被取消,而仅仅是国家之民,单向度的公民。家庭生活是次要的,亲情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更进一步,为了宏大的事业,妻子必须检举丈夫,儿子必须向领导举报父亲。长此以往,人们的心灵倾向畸形,而行为趋向扭曲。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反传统的传统进行反思,逐渐意识到,一个人首先是私人,其次才是公民。一个人唯有做好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公民。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立中之奔丧获得人们的肯定,而重庆易先生之绝情遭到人们的批评。这表明,至少中国人已开始形成回归常态社会的共识。
  (秋风/《时代周报》2011-6-23)
  来源:青年记者2011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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