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让群众“知道一切、判断一切”
　　“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正从理念化为现实。党的十六大以来尤其是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信息公开之所以能逐渐成为不可遏抑的时代潮流，既源于从中央到地方的不懈推进，也因为时代需求的强力推动。
　　信息化时代，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媒体异军突起，民主政治发展、权利意识觉醒，整个社会越来越开放。方此之际，对权力来说，只有实现阳光运行才能适应社会生态的深刻变化；对公众来说，知情诉求、参与诉求、监督诉求都比以往更为强烈，对政务公开的要求水涨船高。
　　从时代变革、社会进步的角度审视，目前的政务公开还存在“需求缺口”。诸如“重形式轻内容”的应付式公开，“想知道的不公开，不重要的才公开”的选择性公开，“只公布不回应、只告诉不说明”的单向度公开，既损害了权力健康运行对阳光环境的内在需要，也压抑了社会各界对于政务信息的强烈需求。
　　当然，从长期的封闭状态，跨越到近年来的公开潮流，有一个适应和磨合的过程。政务公开也需要“摸着石头过河”，在不断满足社会需求、回应社会关切的过程中自我完善，以公开实践解决公开的问题。当前，程序不规范、标准较欠缺、监督考核机制不完善等瓶颈更为凸显，重点公开“群众关心的事项和容易滋生腐败的领域”的呼声日益迫切，如何运用时代条件破解这些新问题、满足新需求，正是政务公开未来生长的基点所在。
　　列宁说过：“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政务公开，就是要让群众“知道一切、判断一切”，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公共信息和服务的需求；同时也借助公开透明的契机，推进权力运行、治理方式的更新转型，用信息的力量创生善治的能量，带领人民“自觉地从事一切”，推动改革开放事业向前发展。
　　（人民日报评论部/《人民日报》2011-08-18）
　　
　　
　　
　　真话不等于真理，“讲真话”却是真理
　　讲真话是个老话题。如今，新媒体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较为广泛和通畅的讲话渠道。新近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已达4.85亿，微博用户数量骤增至1.95亿。在“人人都是通讯社，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难的不是讲真话，而是怎样把真话讲好。
　　所谓讲真话就是讲心里话，讲自己对客观现实的真实看法，讲自己愿意讲的话，讲自己认为不得不讲的话。真话至少有两种类型，一是真实地反映客观现实，经过实践检验它是正确和基本正确的；二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它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正确、不全面甚至是错误的。
　　列宁说过，我们应当说真话，因为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今天，从社会运行和治理的角度来说，真话是社会良性互动、和谐运行的基础与润滑剂。通畅公民讲真话的渠道、掌握社情民意，是科学执政的首要前提。正确的话，利于把握时局，认清形势，理性决策；片面或错误的话，也有利于掌握动态，分析原因，从另一面或反面检查和改进工作。真话不等于真理，“讲真话”却是真理。
　　面对新形势，政府应带头讲真话、讲好真话。如何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向公众提供更为客观真实的信息，为公众提供更多讲真话的条件，考验着政府讲真话的决心和能力。
　　新闻媒体是真话的发声者和传播者。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和问题面前讲真话，媒体应采集和提供充足、连续和真实的信息，让受众得到事实真相，正确认识社会现象，凝聚社会共识与合力。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也需要提高讲好真话的本领，用好“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发言机会。
　　如果说敢讲真话主要体现的是一种勇气，那么讲好真话则关键在于理性表达，有话好好说。利用大众传媒讲真话，需要尊重传播规律和受众心理，讲究方式方法；在岗位上讲真话，需要摸透工作中的现实问题和尖锐矛盾；对当事人讲真话，需要点到痛处、说到难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因此，在新的舆论场中，我们不能“想到就说”，而是要“想好了再说”。意见深思熟虑，表达有理有序，才能真正看到问题，有利于进一步解决问题，话语的力量也才会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
　　（赵振宇/《人民日报》2011-08-26）
　　
　　
　　
　　对媒体的态度，是对执政水平的检验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强调，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对这一受人民委托管理社会事务的公共机构，人民理所当然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人民满意不满意，理应成为衡量政府工作成效的最高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务公开，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推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就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中央推动政务公开的决心有目共睹，但更应看到，目前的贯彻落实程度较之公众期待还相差很远，那些与“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立法要求和民主原则背道而驰的行为还屡见不鲜。不少部门及其负责人还很不适应履职环境和舆论环境的巨变，更无法直面公共危机和信任危机带来的难堪，虽说在形式上是基本完成了规定动作，但究其内容，不是试图“封、捂、堵、压、瞒”、含糊其辞、遮遮掩掩，就是匆忙抛出一些明显缺乏说服力甚至是前言不搭后语、有悖常识跟逻辑的答案。恰恰是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放大了矛盾、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和威信。
　　在新的形势下，各级政府部门和机构都必须加快学习和习惯在玻璃屋子里工作、在闪光灯下发言，主动在第一时间把公众关心的事、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事说清楚讲明白。与此同时，必须加大监督和追责力度，将信息公开情况纳入领导干部考核指标，对那些不公开、迟公开、虚假公开、“过滤公开”的行为追责，让打造“阳光政府”的承诺落到实处。
　　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值大变动、大变革之中，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及表达方式多元、多样、多变，矛盾和博弈层出不穷，凝聚人心、达成共识的难度与日俱增。也正因为如此，政府部门敞开心扉、倾听民意的任务愈来愈急迫。说到底，对媒体的态度、对公众的态度、对信息公开的态度，正是对执政水平的检验。只有接受这种检验，让人民的批评、监督发挥实效，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人民的政府才能真正服务人民、令人民满意。
　　（毛颖颖/《北京日报》2011-08-05）
　　
　　
　　
　　我们的媒体太帮美国人忙了
　　8月18日，美国副总统拜登在北京吃炸酱面，此事被媒体热炒，各大网络论坛中的讨论也热火朝天。在百度上搜一下，可以找到相关文本552万条，用google搜索纯英语文本，也有27400条。
　　关于此事，评论或解读有许多种；笔者以一名经济学者的眼光看，这是一个目的明确的“政治秀”，试图证明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尤其将此事与拜登访华的两大主题——人民币升值和美国国债问题联系起来看，就更能洞悉吃炸酱面的目的。
　　5个人吃顿饭只花了79元。在对相关背景不作任何说明（比如“吃面”在中国算是怎样“规格”的“吃饭”，又比如同是“吃面”，不少中国人如今也吃三四十元一碗的面）的情况下，这条新闻足以让没有中国生活经历的全世界的任何人惊异中国物价的低廉，换句话说，就是人民币“太值钱”了！拜登在北京的饭账传达出一个有“说服力”的事实：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应当是一比一。这有着经济学理论依据——购买力平价理论。
　　购买力平价理论，即所谓的单一价格规律，是指同样的物品同一时间在不同地方不能以不同的价格出售，或者说任何一单位通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购买力（“一物一价”法则）。如果5个人在世界任何国家花79美元吃一顿饭，恐怕也很少有人会说贵，所以，根据拜登在北京的饭账，再笨的外国人也能得出结论：中国的人民币至少和美元一样值钱。
　　不过，购买力平价理论并非像拜登用炸酱面“证明”的那样简单。根据世界各国实际情况观察，不仅中国，越是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其本国汇率越是低于购买力平价。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位于世界后列，购买力平价理论并不适用。
　　笔者这几天很是遗憾，人家吃一顿饭就轻而易举表达了自己的意图，而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利益诉求却因此被屏蔽，加上外媒有意无意的渲染，恐怕没几个美国人能知道真相，更遗憾，我们的媒体也太帮美国人忙了。看吧，有些国内媒体的报道多么细致：炸酱面5碗45元、凉拌山药1份8元、拌黄瓜1份6元、凉拌土豆丝1份6元、包子10个10元、可乐2瓶4元，合计79元。笔者在这里一厢情愿地想，如果中国媒体换个角度报道该多好，比如中华美食的文化内涵、养生价值等等，就是不和你扯价格。果真如此，拜登在消化炸酱面之时也会佩服我们媒体的水平吧？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守贵/《文汇报》2011-08-23）
　　
　　
　　
　　被高调渲染的“低调履新”
　　8月12日，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开始了他的任期。然而比起这个美国首位华裔驻华大使将在中美关系中发挥的作用，媒体对其履新之旅的细节似乎更感兴趣。乘普通航班，没有警卫，行李自己提，还不坐大使馆安排的豪华专车，而是坐商务车。这些行为被冠以“低调”二字，并被大张旗鼓宣扬。
　　不错，比照国内一些官员，像美国驻华大使这种级别的，理应被前呼后拥，有人拎包，有人打伞，坐豪华轿车，骆家辉看起来确实像是个“异类”。但熟悉外交惯例的人都知道，他的举动只是外交常态而已，我国派驻别国大使上任时，也都是普通航班，单独前往的。这也恰恰反映了国内官场的一些怪现状，要不然，怎么会对人家的正常行为如此过敏呢？
　　从相关报道中不难得见，骆家辉的华裔身份为他赢得了不少印象分。然而，凭着这一点，就以为他会在中美关系中对中国有所偏向，那就太天真了。在骆家辉的履历表上清楚地写着，在就任驻华大使前，他曾是华盛顿州的州长，美国商务部部长，特别是在担任商务部长期间，为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还曾扬言要将中国告上世贸法庭。归根结底，他手中拿的是美国国书，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
　　所以说，我们的媒体对那些本就最平常不过的行为进行了这么多的报道，如此高调地渲染所谓“低调”，不知是一种无知，还是一种幼稚？
　　（刘博/《北京日报》2011-08-19）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