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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11年12月下)

2012-01-29 14: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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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应该多报道好人有好报
  媒体首先要积极传播真善美,另外就是对假丑恶进行揭露。但现在的媒体正面报道做得怎样呢?总体情况还不错,但量不够,贴近性不够,真正能引起震动的、得到大家认可的、引起社会反响的还不多。
  其实,揭露假丑恶目的也是为了弘扬真善美。但有一些媒体人非常喜欢为揭露而揭露,通过这些事来吸引眼球。假丑恶的确要揭露,但是你更要深挖出社会原因,要把它做透,而不要变成假丑恶的展示。比如有的媒体报道见死不救又不将问题说透,结果让整个社会都以为我去救人最后会吃亏。媒体应该多报道好人有好报,毕竟,救了人却被说成伤害人的现象非常少,我们不能将个别的现象扩大到整个社会。
  舆论监督还是应该大力支持,但是不是说对舆论监督存在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不去总结和反思呢?舆论监督需要平衡。哪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大家找媒体,然后一连串问题来了,“小悦悦事件”变成了佛山的冷漠;发生医疗问题,就把整个医疗系统的人都骂了;发生城管问题,将整个城管系统都骂了。这就是站在弱势群体角度上不顾一切地谴责。媒体需要平衡,在一个地方不断发现问题时,既要挖掘这些问题,也要对好的地方进行肯定。佛山最近也发生了老船长救人事件,佛山媒体进行了大力宣传,我想这是对的,媒体不能丢掉专业精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南方日报》2011-12-01)
  
  
  传统媒体不应成为“微博控”
  微博,全称“微博客”,2006年3月最早由美国twitter公司发明,是一个不超过140字内容的信息更新、即时分享的个人网络平台。2007年以后,微博慢慢进入我国,2010年逐渐壮大,2011年上半年微博在全球的使用人数迅速翻倍,接近10亿。
  2011年7月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总数达到4.85亿,微博用户数量增长迅猛,已经从6311万增长到1.95亿,半年增幅达208.9%;网民的使用率也从13.8%提升到40.2%。笔者曾采访一些微博用户,不少人都表示上微博基本能满足一天的信息需求与交友联系。通俗地说,微博通过信息发布、传播与共享的方式,基本上同时具备了过去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网站新闻、报纸摘要、办公通信的所有功能。更重要的是,微博使人人都拥有一个麦克风,各自阐述与互换着对各类事态的看法与见解。这种新趋势营造了新型的网络文化,让社会的文化生态显得更为多样。一些研究者开始意识到,在微博的推动下,个人的公共行为能力被空前地放大。拥有微博,个人便可拥有强大的信息传播力、活动号召力、政治运作力,且成本低廉。可以说,这种力量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律,并具备挑战国家政治议程的潜在能量。因此,洞悉微博在我国的发展趋势,尤其是关注微博涉及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健康发展的领域,显得格外重要。鉴于突尼斯、埃及等“推特革命”的前车之鉴,党和政府的各级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微博不断扩大的政治功能。
  微博越来越成为舆论话题及议程的主要来源,这虽然推动了人们对政治与社会管理的参与,但也可能使传统媒体在舆论引导上失去主导作用。2010年以来,通过微博曝光了许多腐败案件,使不少腐败官员落马。这些曝光有助于党和政府执政为民理念的实现。但另一方面,由于微博议题设置快、思想情绪传导迅速,对于一些情绪性事件的议题设置能力极强,会引导许多人形成对社会体制的不满,而不少传统媒体更是“跟着微博走”,迎合微博中的情绪,依靠微博中的信息源,失去了传统媒体本身的思想性、严肃性与权威性。
  微博不能代表整个网民群体,更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社会。传统媒体如果膜拜微博,集体成为“微博控”,必将丧失其应有的客观性、真实性,从而成为社会不良情绪的怂恿者、推动者与延续者。这将会使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舆论引导工作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因此,培养社会的理性与耐心,是今后微博工作的重中之重。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参与到微博中来。可以说,微博推动了“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也应该具备“当新闻发言人”的能力。主流意识形态参与微博要顺势而为,抓住微博时代个体之间相互沟通的便捷性,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互联网空间的影响力。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王文/《红旗文稿》2011年第22期)
  
  
  中国一些媒体没有独立判断
  中国媒体本处在西方媒体战的火力下面,为什么却不知不觉地受到对手立场的控制?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举利比亚战争的例子,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基本上都是拷贝CNN的。最典型的,当那天攻占的黎波里的时候,马上CNN就报道来自路透社的消息说卡扎菲被抓住了,卡扎菲的儿子被抓住了、被打死了。这很明显是媒体战,为的是宣传之后去动摇那些还在抵抗的人。这完全是西方媒体战的组成部分,但是我们没有任何分析地就播出了。
  然后凤凰卫视就造谣了,说记者被卡扎菲当成人质,然后低俗煽情,把他们说得怎样危险,然后怎样脱险等等。看得出来,这个消息的源头完全是来自CNN,而CNN当时主要是为了配合西方对利比亚的战争。
  其实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中国两边都有特派记者。当时带有中立性的媒体就指出,利比亚的事件跟埃及革命和突尼斯革命有很大的区别,因为埃及革命和突尼斯革命很明显的是群众参与,而且首先是集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开枪。更重要的一点,在突尼斯和埃及,出现了大量的妇女走上街头的现象,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但这方面的报道和消息只有宋晓军在央视评论的时候,偶尔捅出只言片语,讲以色列的电视台怎么报道的,土耳其的媒体是怎么报道的。我们媒体的信息来源完全可以是多元化的,但中国电视台在媒体战中完全受到西方主流媒体控制。
  从媒体战的角度来讲,我们的媒体更严重的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如果有这个独立价值标准,比如说半岛电视台,很快就发展起来了(当然,现在半岛电视台也被美国搞过去了)。
  实际上包括默多克事件,中央电视台也是持续关注的,但就是没有一个价值评判,最终就做到一点:客观报道,但完全就事论事,根本不去讨论背后包含着哪些因素。而且从这些问题看,我们甚至还比不上西方媒体。西方媒体对默多克事件的切割是非常厉害的,这个事件马上就变成孤立事件,他们绝对不去挑战西方的核心价值和体制问题。
  这个事件还可以看出,中国很多媒体对于中国整个制度或者说对自己的核心价值没有一个基本的维护意识,于是也就不可能对任何具体事件做切割。
  我觉得这个才是中国媒体面临的大问题:所有对内的批评都会变成从具体的事件上升到对中国核心政治价值的否定;但所有对外报道,总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往往就事论事,不敢上升到对他们核心价值和体制的讨论或任何一点质疑。
  (罗岗/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观察》2011第10期)
  
  
  默多克是如何发迹的
  媒体帝国新闻集团,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澳大利亚小报。默多克能在诸多老牌大报中脱颖而出,其秘诀之一就是和政治权力合作。
  默多克进入英国时,就将《太阳报》收入旗下。《太阳报》本是英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当时默多克曾承诺保持这份报纸的政治倾向。到了1979年,英国国内政治斗争加剧,社会运动衰退,默多克突然放弃多年来的立场,坚决倒向保守党,《太阳报》也随之改弦易辙。
  保守党上台后,对默多克回报颇丰,而后者的回应是配合前者压制工会。在上世纪80年代保守党政府与工会的持续斗争中,默多克积极配合,在报社中解雇了五六千人。在这次解雇激起的抗议活动中,有一千余人被捕,数百名警察负伤。
  这段政治上的蜜月关系,一直维持到20世纪末,直到布莱尔组阁后,默多克才转而支持工党。而默多克最次一次调整立场,则是在卡梅伦率领保守党重新执政以后。这种媒体和政治的密切联系,不仅足以提供独家消息,回避法律风险,也能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上世纪90年代时,新闻集团已负债累累,其免于倒闭的命运,与英国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其间新闻集团缴纳的税率只有6%,而其他国家的公司税率分别是36%、35%和30%,另一媒体巨头迪斯尼集团,其税率就高达31%。新闻集团起死回生,其奥秘就在于政治权力的支持。
  在勾兑政治权力的同时,默多克也不忘控制报社的编辑业务。在默多克之前,创刊近两百年的《泰晤士报》共有14位总编辑,每任的平均任期是14年,这在默多克接手后迅速缩短到4.5年。而《太阳报》的遭遇,与《泰晤士报》也相去不远。而《卫报》近半个世纪以来的3位总编辑,其平均任期超过18年。这是新闻专业主义被打压最明显的表现。
  这种媒体和政治的勾结,在《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中有十分戏剧性的表现。发现这一事件的《卫报》向警方报告,而警方不久后就宣布无须调查。而英国的报业投诉委员会,也与警方得出同样的结论。可见新闻集团的力量不仅在于其掌握资本,更由于其与政府关系密切。以至于任何一届政府,或者新上任的政党领袖都要去拜会它,将后者的首肯视为一大政治支持。这种媒体和政治的紧密联盟,已经成了西方民主政治中的突出特征。今天要讨论媒体的改革,并且重建对民主的信心,就需要正视这个困境。
  这种资本、媒体、政治的紧密联盟,在一定程度上必然激起社会力量的反抗。要遏制资本对政治和民意的绑架,就需要在社会力量中找到出路,重新确立媒体的公共性,让媒体回归到公共利益的轨道上来,这大概无法通过资本和市场力量自动解决。
  就今天的中国媒体而言,非市场化媒体自然无法令人满意,而市场化媒体的许多行为也令人忧虑。由于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诱导,以及商业利益的驱动,许多市场化媒体渐渐放弃了社会责任。也许差别仅在于,西方媒体的现有困境已经充分表露,而中国媒体的未来困境还只有端倪。
  在此语境下,默多克事件可以为中国的媒体改革提供许多反思,否则中国将来也难免重蹈覆辙。在这个意义上,默多克事件不仅揭露了西方当前的问题和困境,也是对中国问题建立反思的开端。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观察》2011第10期)
  来源:青年记者2011年1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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