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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12年1月下)

2012-02-18 11:2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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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言说助推中国,表达凝聚力量
  2011年已经走进历史。翻检2011年的新闻纸,生活被此起彼伏的大小事件深深包裹:楼市调控与保障房、物价与收入、温州游资与中小企业命运、动车悬案与校车事故、故宫遭窃与红会风波、官员高调雷语与被问责者低调复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是的,时光在流淌,而热爱生活,渴望公平与正义的阳光,依然是国人朴素且执着的信念。
  因为有梦想,所以才洋溢着表达的欲望。微博里,留下了生活的点滴智慧与路遇不平的爆料呼喊;纸媒上,留下了品头论足的观点交锋与深邃思考……口水与板砖齐飞的个体化表达背后,隐约描绘出这个时代的言说脉络。是的,众说纷纭了一年拉拉杂杂的问题,但没有人愿意看到它们在集体无意识的口水中悄然滑落——如果说这是网络时代的舆论狂欢,那么就要尝试阻止并逆转撕扯的航向,让众多表达汇聚为正向的力量;如果说每一条“负面新闻”背后都对应着自己的病灶,那么就要开出一份药方,击碎沉疴并期待全新成长。
  万事有根本,打蛇打七寸。为什么公车消费成为永恒的四季歌?为什么4万亿投资的弊端集中展现?为什么弱势群体的就学总是难比登天?可见,没有公共财政的改革,就找不到正当配置资源的钥匙。为什么官员雷人雷语层出不穷?为什么被免职者换个马甲就可以“重出江湖”?为什么郭美美、卢美美们不停地“坑爹”?可见,正因为发扬民主从严治官的大原则没有具化为一个个清晰的“小笼头”,从而官员管理漏洞百出。为什么房价屡次调控不力,很多地区面对“限价令”仍敢阳奉阴违?为什么中央三令五申,媒体千呼万唤,仍然难以阻挡强拆的脚步?可见,以房地产为支柱的土地财政的经济思维之下,官员们怎会有从游戏当中除却自己的勇气与决心。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司法正义……掰开手指头去看,每一个“热热闹闹”的事件,都不过是病象之一而已,真正影响病象的却是潜在的病灶。
  民俗自下而上,民风自上而下。如果派生于权力核心、资本核心的东西,表现的是不公不平不正派,自然传导为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于是我们看到了老人跌倒扶不扶,在这个素来自称礼仪之邦的国度里,成为显性话题。然而,不破不立,借助公开的表达和争鸣,在这悲哀的讨论里,竟也积蓄了冲破的力量,自省的精神,在公共的表达中张扬;对于真相的守护,在对动车事故的追问中彰显。
  这是众声喧哗的时代,也正是这种众声喧哗,为发展提供了真正开放利好的舆论氛围。那么,2012年,一定会好吗?请不要用祝福把自己欺骗。面对碎片化的生活,有人高呼:力量在民间。是的,2011年的叙事中,公民力量在聚合。这是宝贵的,也是稚嫩的,它需要与从上而下的良治实现一次有力的拥抱。身处缓缓上升的年代,我们从来不缺少对于未来的乐观,但没有明确的目标、坚定的改革、清醒的反思,乐观与盲目、理想与幻想,距离又有多远?
  媒体人躬逢这样的时代,注定要一如既往。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中国、思考中国、言说中国。所有努力,都将呼唤着改革的深入与社会的成长,并期待它们转化为你我他这一张张欣慰的笑脸。2012,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时间,这是等待我们一同创造的新生活。
  (毕诗成/《检察日报》2012-01-04)
  
  没有舆论监督是万万不能的
  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日前表示,“实际上,近些年不少所谓的‘食品安全问题’都是有人故意炮制出来的,但一些媒体却利用消费者的心理大做文章。这对消费者和企业都没有好处,在世界上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他呼吁媒体对这方面问题的报道应当遵循客观、科学的准则。
  媒体应当遵循客观、科学的准则,这话说得在理。但是,说“食品安全问题”都是有人故意炮制出来的,是一些媒体利用消费者的心理大做文章,就很值得商榷了。言下之意无非是,即便媒体不是食品安全问题的始作俑者,至少也是“帮凶”,好像媒体不报道,食品安全问题就不存在了一样。这无疑有些颠倒因果。
  食品安全问题层出不穷,个中原因公众早已心知肚明,不仅缘于厂家利欲熏心、诚信缺失、“道德滑坡”,也缘于制度千疮百孔,比如“惩罚性赔偿”缺位等,更是缘于“九龙治水”、监管不力。怎么数,责任都轮不到由媒体来承担。首先是存在问题,然后才有新闻报道,而非媒体不报道,问题就会凭空消失。
  可眼下,把问题和矛盾推给媒体几乎是一种“习惯”。比如说矿难,有人就认为近年来矿难频发是因为媒体报道得太多,就好像媒体不报道,瓦斯爆炸、塌方就不会发生一样。而事实恰恰是,矿难一直在发生,只不过随着近年来社会透明度的日益增强,以前往往被掩盖的事情,如今被媒体曝光了而已。而媒体的报道,恰恰可以倒逼矿方加强安全管理,杜绝矿难危险。
  再如前段时间因“郭美美”等事件影响,慈善机构公信力急剧下降,有人就怪责媒体“穷追猛打”,殊不知正是媒体的外部监督,给了慈善机构一次涤丑荡恶、涅槃重生的契机。再如有房地产商怪媒体“唱衰房价”,说楼市“拐点论”是媒体炒作出来的,却对房价的“泡沫”视而不见。
  迁怒、推责于媒体无非是回避、转移自己的责任,不过是一种“讳疾忌医”的扭曲心理。舆论监督不是万能的,但没有舆论监督是万万不能的。媒体监督不过是以“短痛”避免“长痛”,以很小的损失避免更大的代价。媒体监督不是给企业“找茬”,而是“逼迫”企业“向善”,以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责怪媒体无异于“因噎废食”。可现实中,有些人往往有浓厚的“手电筒思维”——只照别人,不照自己,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不对,却很少躬身自省。
  (薛世君/《法制日报》2012-01-12)
  
  《新闻联播》最赚钱让人尴尬
  近日,央视和湖南、江苏、浙江、安徽等卫视的2012年广告招商活动都已完成。根据招标数据,2012年“最赚钱的十大电视节目”名单出炉。其中央视的《新闻联播》位列第一名,广告招标额在40亿元以上,让其他所有节目都望尘莫及。
  我们注意到,除央视《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之外,其他卫视“吸金”以综艺节目和电视剧取胜。譬如,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湖南卫视的《金鹰独播剧场》和《快乐大本营》、浙江卫视的《中国蓝剧场》等。两档新闻节目,竟能引来如此之多的广告客户,这难免让人惊讶。遗憾的是,央视的这一“好消息”却并未迎来观众的掌声。有网友说,“偶尔看一下,全是酒广告”,话语中充满了对央视的调侃。
  最赚钱的《新闻联播》为何不能获得掌声呢?是的,从1978年创办开始,《新闻联播》便一直是国人关注的焦点,多年来其收视率也一直高居榜首。在我看来,《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之所以高,并不仅仅在于节目的历史地位,也在于央视国家级电视台的“垄断地位”,更在于地方电视台必须转播的行政规定。也就是说,《新闻联播》收视率高、广告收入高,都不值得欣喜;相反,《新闻联播》背后的问题更值得反思。
  《新闻联播》,顾名思义是要播出新闻。遗憾的是,《新闻联播》的新闻气息却并不浓厚,而宣传的气息则太过明显。譬如,在中国传媒大学发布的“2011媒体关注度十大榜单”中,《新闻联播》的十大成语是:坚定不移、一如既往、长治久安、丰富多彩、与时俱进、艰苦奋斗、前所未有、实事求是、来之不易、源远流长。套话和官话如此之多,难怪有网友称“新闻联播其实只是一道填空题”;难怪从大学生到小学生都喜欢“恶搞”《新闻联播》。
  《新闻联播》新主播欧阳夏丹透露:第一次和郎永淳搭档那一天,腿都在哆嗦;并称有同事点评做《新闻联播》是“字字千金,秒秒政治,天天考试”。身为国家级媒体,要讲政治、讲宣传,这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宣传也是要讲技巧的。既然是一档新闻节目,就该遵循新闻价值的理念,按新闻的基本规律来做节目。即便是宣传,也应该把宣传融入到新闻中,把“社会主义价值观”融入到新闻中,并要做到不露痕迹。否则,不仅难有宣传效果,反而会引起公众的反感。
  至于巨额的广告收益,既然《新闻联播》“字字千金,秒秒政治”,社会效益恐怕才是第一位的。那么,《新闻联播》能否不播广告呢?是的,《新闻联播》如果太注重经济效益,与其“讲政治”的身份背道而驰。
  (刘义昆/《新京报》2011-12-30)
  
  “独立媒体”真能独立吗
  “独立媒体”的理念是西方新闻观的核心理念之一。所谓“独立媒体”,是指在财政、经费、所有权上独立于政府和政党的私人媒体。西方新闻观认为,只有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党派控制,保持“政治中立”,成为“社会公器”。长期以来,“独立媒体”与“新闻自由”一样,是西方自我标榜的招牌和攻击他国的大棒。
  其实,自由竞争的市场法则使西方新闻业不可避免地走向垄断,所谓“独立媒体”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以新闻集团、美国维亚康姆公司、德国贝塔斯曼出版集团这几家当今世界最大的传媒集团为例。尽管它们的主营业务、媒体构成和经营特色各有不同,但是三者有一个共同的标志:家族企业。新闻集团由鲁伯特·默多克家族控制。美国维亚康姆公司是萨默·雷石东家族的企业,其经营范围涉及传媒业和娱乐业的各个领域。贝塔斯曼出版集团股份由摩恩家族及其所属的贝塔斯曼基金会持有,实际上,摩恩家族就是唯一股东。在这几大家族掌控的传媒集团麾下,聚集了一批重要媒体——《华尔街日报》、福克斯广播公司、《泰晤士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派拉蒙电视网、兰登书屋……此外,还有一批西方主流媒体在并购风潮中,先后被大家族收入囊中,比如《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美国《新闻周刊》、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卫报》、《经济学人》、培生电视集团……
  这表明,真正掌握“独立媒体”的,不是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不是99%的普通民众,而是大家族、大企业、大财团,是西方社会最有权势、被称为“1%”的那个群体!
  掌握在“1%”手中的媒体,能否像它们所宣称的那样,代表“99%”的利益?这是“独立媒体”必须面对的最大质疑。事实上,“独立媒体”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老板的意志,不可能独立于“1%”的利益,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唯利是图的本性。办媒体是要花钱的,只有有钱人才可能办媒体;办媒体是要赚钱的,有钱人办媒体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在“独立媒体”的体制下,赚钱对于媒体来说,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是生存条件也是最高目标。默多克、卢斯等传媒大亨都曾不加掩饰地声称:报业只是一种生意。
  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曾提醒:对所有人来说,当一种最重要的工具(新闻媒体)变得只对少数人有用时,当它为极少数人所役使时,把持这种工具的少数人的自由就是危险的。           (郭纪/《求是》2011年第24期)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1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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