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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视点(2012年2月下)

2012-03-19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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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舆论监督岂能打压
  2月5日,一篇名叫《因言获罪,湖南边城晚报领导班子被“一锅端”》的帖子在微博上广泛流传,帖子称湖南怀化的《边城晚报》因为在2月1日报道物价贵,多数市民对过年不满意,因而2名报社领导被停职,1名报社领导被就地免职。(《南方都市报》,2月6日)
  这里涉及两个互为关联的问题,一是该帖子内容是否属实,报社领导是否“因言获罪”被停职免职,二是政府如何对待批评性舆论监督。关于第一个问题,尽管有两个截然相反的版本,《边城晚报》副总编辑舒刚斌在接受采访时则称,“个人觉得报道没有任何问题”,网帖“主要内容基本属实”,而怀化市委宣传部回应称,网帖“大部分失实”,宣传部只要求该报领导在岗自查自纠,没有停职处理。但是“在岗自查自纠”仍然表明,报社领导“因言获罪”的事实客观存在。
  由此就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各级政府如何对待批评性舆论监督?也许,在怀化市主政当局看来,在春节期间报道物价贵,多数市民对过年不满意,如此批评性的负面报道,一则给市委市政府脸上抹黑,二则有制造民众恐慌,“妨碍维稳大局”之嫌,所以,责令报社领导“在岗自查自纠”并无不当。然而,在笔者看来,进行批评性报道并非是给政府“添乱”和“抹黑”,恰恰是促使政府正视事实真相,了解民生,听取民意,集中民智,增加市场供给,平抑物价,真正解决好包括“物价贵”在内的民生问题,让市民过上一个祥和快乐的新年,才是最好的维稳,是给政府帮忙。
  相反,对问题采取“掩耳盗铃”、“捂盖子”等自欺欺人的态度,则会给各种谣言、“小道消息”的传播,以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行为以可乘之机,导致公众恐慌心理蔓延,恰恰是制造不稳定因素。此外,“物价贵”等这些“黑”本来就存在,并非媒体给“抹”上去的,而政府“掩耳盗铃”,罔顾民生民意,打压舆论监督,正是“为政之失”的一种表现。媒体帮政府将这些“黑”点抹掉,不仅无过反而有功,政府不仅不予大力表彰反而予以打压,实在令人不解。
  况且,行使舆论监督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媒体和公民的法律权利,任何机关和个人都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干涉和剥夺。温家宝总理去年曾说过,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去年4月他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再次提出,要创造条件让人们讲真话。笔者以为,其中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是,要保障媒体和公民不会因言获罪。只要不是恶意捏造事实,就不应受追究,哪怕是“内部自查自纠”也是一种对舆论监督的无端打压。
  如果一个地方政府不是创造条件让媒体和群众讲真话,而是动不动就以“维稳”的大棒压制言论自由,打压批评舆论监督,只允许正面报道,人为营造一种“政通人和”、“形势一派大好”的假象,那绝不是一件好事,恰恰相反,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杨立波/《人民法院报》2012-02-08)
  
  
  对人民群众不“保密”,这是一条原则
  “夹着尾巴做官”,不是谨小慎微,不是畏首畏尾,而是讲领导干部要“自律”,要“自净”,要有所“敬畏”,时刻想到身后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我们,从而学会和习惯于在众目睽睽下工作与学习。
  众目睽睽,首先是公众的知情权。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是参与权和监督权的基础和前提。这种知情权,是我们的权力来源所决定的。“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群众给的。“权为民所赋”,江山属于人民,权力来自群众,正是从这个政治学最根本的观点出发,我们权力的运行规则和方式,我们党务政务的决策和执行过程,应当“让人民知道”。因此,要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凡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政务信息,都应向社会公开,特别是财政预决算、公共政策、行政执法、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更要信息公开,真正置我们的工作于众目睽睽之下。总之,我们的权力本来就来自人民,我们对人民群众不“保密”,这应当是一条原则。
  众目睽睽,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监督权。不受监督的权力容易失控,不受监督的行为容易失范,问题是防止权力蜕变的最终杠杆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重温一下70年前毛泽东同志那著名的“窑洞对”——总结历史上统治阶级没有一个能走出的“周期律”,延安的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走民主的“新路”,就是要“直接依靠人民群众”,只有“人人起来监督”,权力才不会腐败,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政府才不敢懈怠。人民群众的监督权,是保障权力“流水不腐”的源头,是执政党永葆青春的最终生命力。作为执政党的一员,我们应当明白,对我们的不足说三道四是人民的权利,对我们的工作作风、生活作风评头论足,是群众的监督,众目睽睽、七嘴八舌是我们社会的常态,而漠然无视或熟视无睹甚至万马齐喑、鸦雀无声,则恰恰是可怕的。
  也有的同志会说,在公开透明之下工作也就罢了,要在众目睽睽下生活,那还有什么私人空间?这个问题也应当想明白。从浅层次说,我们的领导干部,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属于“公众人物”,我们承担公共权力之时,就让渡了一部分“私人隐私”,这是现代社会的一条通例。从深层次上说,领导干部的生活状况,不完全是私人之事,如果我们在生活上、享受上、待遇上搞特殊,那就涉及到了公权力和公共资源为谁所用的问题。共产党人不能搞特殊化,人民群众对此有要求、有关注、有热议,也有进行监督的权利,我们要习惯于在众目睽睽下生活。
  学会和习惯于在众目睽睽下工作与生活,其实也是我们适应在信息社会中执政的基本要求。互联网尤其是微博的时代,人人都有“千里眼”,人人都有“麦克风”,一切都在公开中、阳光下,事实上我们也只能在众目睽睽下工作与生活。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仍然对公开透明的现代执政方式不习惯、不适应,甚至觉得不舒服、不放心、不顺手,仍然习惯于遮遮掩掩,习惯于那些不合时宜的“操作”方式。这样看来,是否尽快学会在身后有无数双眼睛众目睽睽、远近有很多个声音众说纷纭这样一种态势下工作与生活,就不只是个习惯问题了——我们的思想方式、工作方式、决策方式乃至执政方式都要与时俱进、因势而变,都要尽快“现代化”,才能真正适应多元化、多样化、多变化和多选择性的社会变化和时代进步!
  (凌河/《解放日报》2012-01-31)
  
  
  文化发展中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
  我国文化发展中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道德失范的问题。一些不仔细分析的人往往看到一点问题就对我们的文化怀疑,这影响了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承认道德方面的问题,但也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我们文化建设的成果。二是诚信缺失的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是非常讲诚信的,但目前由于市场经济某些消极面的影响,加上我们的法律法规不完备,一些公民的素质还不高,企业社会责任弱化,导致时常出现各类造假现象。比如,食品安全问题成了国人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诚信问题。三是心理失衡的问题。现在,有一些人遭受了一点小挫折,就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举动,整个民族心理上的脆弱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这是文化缺失的一个重要表现。除此之外,还存在一些影响文化发展的制约因素。比如,文化产品质量还不高,舆论环境和文化环境还不够良好,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高,产业发展的规模不大,在国际上的文化影响力还不够等。
  分析这些问题并不是为我们文化的不自信找理由,而是为了在改革发展过程中通过我们的工作切实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我们党对今后的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判断。通过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来推动文化发展,这是我们社会发展的需要、人民精神文化不断增长的需要、国家综合实力增长的需要。我们要相信:有一天我们的文化能够在世界上有更多的发言权。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北京日报》2012-02-06)
  
  
  内容为王,文化产业才能赢
  很多人把中国特色的文化当成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其实这完全是两码事。文化产业是现代的,而怎样融入中国的文化特色,又能够用现代的方法把握形成有影响力的流派,或者是一个国家文化产业的特征,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在做什么样的文化?其实国人是很模糊的。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传统的问题,恐怕是怎么把传统文化和现代创造力融合在一起的问题。大家可以想象我们用孔子跟乔布斯去战斗,能赢吗?
  笔者把文化产业分成三块,即内容产业、传媒与平台产业和延伸产业,目前国家在对外文化传播方面比较重视传媒,但笔者认为,今后应该以内容为主,传媒为辅。如果我们花了400亿元支持新华社,就应该有800亿元支持文化建设。如果没有内容的话,相当于高速公路上跑着奥迪、奔驰,都是别人的汽车,等于给别人服务了。文化与传统结合,应该树立内容为王的思路。
  现在的情况是传媒和平台产业以国有企业为主,较为有钱。很麻烦的是,做内容产业的没钱,没钱就做不出大制作,就无法进行可持续经营。为什么很多企业制作水平差,好像急功近利?恐怕他们有时候有迫不得已的现实问题。
  笔者认为,国家今后对于文化产业,应该多扶持一些民营的企业,扶持重点放在内容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应拥有同样的地位。中国文化今后要走出去,要靠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出去,人家会说你是代表国家意志,可能坚决抵制。我们要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走出去,才能进行并购合作。
  在发展的模式上,笔者认为应该侧重4个方面:一是内容品牌化的发展模式,我们过去经常讲原创,其实笔者认为原创多少并不重要,我现在提一个概念叫做“有效原创”,把一个事情做好,做出品牌才有价值,包括衍生产品,现在内容竞争越来越重要,只有内容为王才会做好;二是让龙头企业来驱动,要扶持一部分民营龙头企业,笔者建议这个龙头企业,要以内容为主或者是文化和科技融合的内容为主,我们一定要支持内容为主的民营企业,叫做民营龙头企业驱动模式;三是企业并购整合模式,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等巨头都是靠兼并收购快速成长,这是中国企业今后对内和对外成长的主要方式;四是创业推动模式,笔者建议应该在国内很多地方建立创业发展的基地,包括创建创业投资基金等等。
  具体的产业发展方面,笔者认为应实现内容化转型、数字化转型、娱乐化转型、品牌化转型、跨界化转型、聚集化转型、服务平台化转型以及高端化转型等8个产业转型,应避免同质化和低端化、硬件化。
  其实平台化和数字化是一体的,今后文化内容传播和影响,必须通过数字化的移动互联网的平台,比如苹果公司的娱乐终端平台,大家在一个iPad上面进行综合化。如果把所有教材放在iPad上的话,出版业要全面崩溃了。娱乐化和数字化对很多传统产业带来很大的挑战,只有进行转变才会跟上发展步伐。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中国文化报》2012-02-11)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2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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