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官话”面临失语危险
　　对于“官话”，《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解释：一是对普通话的旧称，二是指官腔，用“官话”来指称一些官员们特有的话语系统。现在，人们通常所说的“官话”，主要指后者。“官话”是有市场的，为官不讲“官话”，官的成色就不足。
　　不关心官方新闻的人，我敢保证有很多“官话”听了以后会感到莫名其妙。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才符合常理，但是一到“官话”系统，具体的事情便被拉进一个宏大的背景当中，往往是一件芝麻大的小事，非得一、二、三讲上半天，另外还要感谢那个感谢这个。仿佛不如此，事情就彰显不了它应该具备的重要性和重要意义。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就更是莫名其妙，他们在听领导讲话时，往往要问身边的中国人：这是你们中国话吗？怎么跟你们平常说的话不一样呢？
　　“官话”已经超越了一般语言形式的意义，“官话”模式成了一种表达的习惯。一小时的会议，主持人介绍嘉宾就会用上半个多小时，这也是“官话”模式的影响。“官话”的意义是什么呢？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官话”不是要表达什么内容，而是要炫耀权力或者是一种习惯。同样，会议前长长的嘉宾介绍，不是在介绍嘉宾，而是要显示会议的价值。至于讲话的内容，会议的内容，相对于形式，则是次要的。
　　“官话”有一套自己成熟的语言表达规范和体系，这种千人一面的重复路径也会让一些官员一口气地演讲上一个小时。但是我想，至于讲了什么，听众不知所云，对于讲话的本人来说，讲了什么也许不重要，关键是讲话的本身的价值。到了具体落实问题时，则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由此带来的危害则是“应当解决的事情久拖不决，能够避免的问题反复发生”。
　　在著名的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那里，他认为语言就是用来交流的，他把语言视为一种“游戏”，一种活泼的、充满人文关怀的交流工具。“语言游戏”的本意就是使语言回归人，回归社会，回归生活，概言之，就是回归生活形式。而中国特色的“官话”体系，无论是官场“官话”，还是学术“官话”，已成为官与民沟通的障碍，在全球化的语境面前，中国“官话”面临着失语的危险。
　　只有让人听懂的话，听起来亲切的话，才能激活语言的生命。语言工具实际上是生活工具，是社会工具，是融进了人和人的生命的东西。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在其著作《焚书》里曾经说：“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听之忘厌倦矣。”
　　“真有德之言”妙门，听得懂，看得懂之外，无他；“无德之言”之祸由，听不懂，看不懂之外，亦无他。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小鱼/《深圳特区报》2012-03-06）
　　
　　请用事实说话
　　2011年11月底传出山西焦煤集团董事长白培中家中被劫数千万元财物的消息，有称被劫钱财物品总价值5000万元，也有称该金额为1700万元左右。前不久，山西有关方面披露：白案的调查工作已基本结束，正在进行审理。山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杨司在介绍了这起抢劫案的大致经过后表示：“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讲，此案涉及的被抢金额与网上炒作严重不实。”但是，至于涉案金额到底是多少，杨司并未对此作出回答。
　　针对媒体有关“奢侈动车”高额采购价格的报道，中国南车在官网上发布情况说明，表示“注意到了最近有关媒体对动车组配件采购进行的报道，并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所报道动车组配件采购价格与实际严重不符。”报道“奢侈动车”的《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立即发表声明，坚持报道立场。
　　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新闻法。新中国成立60多年了，无新闻法，也算是一个问题。带来的困难之一就是诸多新闻无法采访、无法核实，不能及时、真实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没有知情权，给了你监督权也是“瞎子摸象”。于是乎，网上新闻大多是“哥德巴赫猜想”式的，网下媒体根据网上的“大胆假设”再去“小心求证”。无法求证时，就出现以讹传讹。
　　话说回来，尽管暂时没有新闻法——我不认为中国会永远没有一部新闻法，但没吃过猪肉，也应当看过猪跑。凡是搞新闻的人，包括对媒体发布新闻的人或部门，都要知道用事实说话。无事实，不新闻。杨检察长要指出白案金额网上炒作严重不实，根本无须说“我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讲”，只要公布真实的涉案金额，一切炒作不攻自破。遗憾的是，掌握事实的人不用事实说话，不掌握事实的人又拼命要用不准确的事实说话，最后就出现了“炒作严重不实”的结果。中国南车需要的也是用事实说话，而不是一纸空洞的“声明”或“情况说明”。媒体报道说“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你认为“所报道采购价格与实际严重不符”，你又“进行了认真的调查核实”，直接晒一下发票，报道真实与否自有公论。
　　我搞了多半辈子新闻，很理解现在一些所谓“不实”新闻是怎么出笼的。除了一部分“客里空”，根本不去实地采访之外，相当多的部分是在用“不实”逼出“事实”。好比官员不公开个人财产，不公开自己是否裸官，民间就传说某某官员有多少个人财产，某某官员老婆、孩子在某某国家。民间传说当然不是事实，但民间传说的杀伤力巨大。当年，《白毛女》就是根据民间传说“白毛仙姑”改编的作品，那对地主阶级的杀伤力简直是致命的。“众口铄金，三人成虎。”我们必须想明白，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有用事实说话一条途径。在一个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是传播者的时代，学会用事实说话对所有人来说都同样重要。
　　（北京晚报评论员苏文洋/《北京晚报》2012-03-08）
　　
　　当媒体曝光成为行政问责来源
　　为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管理和监督,哈尔滨市日前出台规定,新闻媒体曝光等8种情况成为行政问责公务人员的案件来源。而且按照规定,除领导干部外,哈尔滨市的一般工作人员也被纳为行政问责对象。
　　虽然通过新闻媒体曝光促进事情的解决,已经成为现行众多问题解决渠道中最为可靠的方式,甚至没有“之一”。但是,行政机关将媒体曝光的事件放在如此高的位置,直接成为行政问责案件的来源,目前来看尚属首次。如此规定的先进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行政机关的压力也是毋庸置疑的。
　　事实上,从近年来的各种新闻事件来看,几乎都是率先由媒体曝光的,行政部门似乎丧失了自查与自我监督的能力,监督屡屡落空。值得庆幸的是,一旦经过新闻媒体曝光,这就意味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走上了解决的快车道,因为,媒体的“倒逼”压力是明显的。哈尔滨此举将媒体曝光事件纳入行政问责案件的来源,是把这一渠道正轨化、体制化,这就不再是如今的“倒逼”压力,而成为传统意义上的正面压力了,不再名不正而言不顺。
　　但是,不得不提出担忧的是,名正言顺地将媒体曝光事件纳入体制问责范畴,会不会更大程度地导致相关行政部门加大公关力度或堵截强度?即便在此前,媒体一直就是当事机关部门围追堵截的对象,只不过有些手段是软的,有些手段是硬的,要么用钱收买,要么直接地公然地“抓人”。之前几次发生一些地方以“诽谤罪”跨省“追捕”记者等恶性事件,就是因为记者曝光了当地的黑幕,才会遭到这种围追堵截的待遇。因此,在把新闻媒体舆论监督作为问责来源的同时,更要将行政机关公关或者打压媒体的责任也作个清楚规定。如此,才能凸显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管理和监督之效。
　　（洪丹/《南方日报》2012-03-06）
　　
　　
　　记者当官好不好
　　今年2月，贵州铜仁市委召开干部大会。市委书记廖国勋宣布：贵州省委决定，张政同志任中共铜仁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保留正厅长级)。短短一则消息，网上迅速流传，引起轩然大波！啥原因？因为张政并非一般百姓，乃央视名嘴也。一个电视台主持人，闷声不响，咋噌噌噌一家伙就弄了个市委副书记，还要保留正厅级呢，这官当得也忒容易了吧？其实不是，张政从政，已经有些年头，人家早就在央视当了中层干部，几年前就到新疆阿勒泰担任地委副书记了。从新疆到贵州，都是地市级单位，都当副书记，平调而已，不必大惊小怪。
　　记者当官，张政还算当得小的。徐光春，若干年前曾是新华社安徽分社一名普通摄影记者，先后到新华社上海分社、北京分社，光明日报工作，再经中宣部、广电总局历练，2005年被中央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一干就是五年，使河南省的软形象和硬实力都有所提高，百姓口碑甚佳。杨振武，上海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从人民日报河北记者站干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鲁炜，曾经的新华社广西分社记者，如今也已担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至于某省市某某总编、副总编，或者中央某媒体驻地方某站长、副站长，到地方担任什么厅长、局长、副厅长、副局长之类，那就实在太多，举不胜举了。
　　记者当官好不好呢？当然好。否则，张政他们就不会放着京城好端端的日子不过，偏偏跑到新疆、贵州那么边远闭塞地方去上班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理论，他认为，人一生的需求，从低到高，分五个层次，从生理、心理、归属、尊重，直到自我价值实现。一个个需求满足了，你这人也就幸福了。时下中国，乃至过去中国，都是讲究地位等级的社会，从媒体记者，到政府官员，从科级处级，到局级部级乃至更高级，人往高处走嘛，这不既光宗耀祖，也实现了自我价值吗？何况官做得越大，管的人和事越多，不就越能为更多的人民服务，越能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吗？
　　说完当官之好，还得说说当官不好。我是曾经当过官的。上世纪90年代初，曾由经济日报派往河北保定挂职任副市长，干了一年多，坚决回来了！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当官不好。一是整天忙忙碌碌，会议开了不少，解决问题不多。二是上下关系复杂，谁是谁的人，谁和谁不对付，根本搞不清楚，活得比较累。三是即使坐在台上，也是一旁陪听，真个度日如年，浪费时间……总之一句话，我这性格，不适合当官。
　　当官这事情，有的人觉得挺好，有的人觉得没劲。这与多年养成的习惯和人生观有关。记者的长处是脑子灵活，善于发现新苗头，勇于开辟新思路，而且大多文字能力较强，如果环境能让他展其所长，前景还是相当看好的。但是，记者在新闻单位干久了，接触面并不广，人际关系处理是其弱项，各种复杂矛盾的协调处理，远不如地方官员，这些弱点不注意克服，仕途难免磕磕绊绊，行之不远矣。当然，事情都是发展变化的，比如张政，再过些年，正厅级回到北京，升成个副部级，当上中央电视台台长亦未可知，那不又回归新闻单位了吗？
　　
　　（经济日报原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10期）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２年３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