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党报的理论版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加强理论宣传阵地建设，要坚持传统渠道和新兴途径并重，巩固已有载体和创新方式手段相结合，实现媒体联动、优势互补，努力构筑多层次、立体化的理论宣传平台。
　　一要发挥好传统理论宣传阵地的作用。应当看到，尽管现在传播手段、传播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党报党刊、广播电视和图书等依然是理论宣传的主渠道、主阵地，关键时刻一定要发出权威声音、起到引领作用。要充分用好这些宝贵的资源，加强选题策划、主动设置议题，办好党报党刊理论版，办好广播理论专栏，保证理论宣传的版面、栏目和时长，推出更多读者愿看、爱看的优秀理论图书和理论文章，打造一批有影响的宣传品牌。党报的理论版、党的理论刊物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更不能改变理论宣传阵地的定位。电视是当今受众最多、影响最广的媒体，要高度重视、精心做好电视理论宣传，打造一批专题栏目，制作一批理论专题片，用电视独特的表达方式阐释主题，提升理论宣传的感染力。
　　二要积极拓展新的理论传播阵地。适应互联网发展的新趋势和网民接受的新特点，善于运用各种网络传播手段，善于运用“网言网语”，加大网上理论宣传力度，营造良好的网上思想理论氛围，努力把互联网打造成为理论大众化的崭新平台。要积极拓展网络报刊、网络广播电视、移动多媒体等新兴传播阵地，加快构建以重点新闻网站、专题性理论网站为主体，各单位、部门网站和主要商业网站为补充的网上理论传播体系。要及时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数字化、网络化，使广大群众能便捷、准确地了解和掌握。
　　三要切实加强理论宣传阵地管理。认真贯彻中央要求，落实好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严守宣传纪律，真正负起管理责任。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党建》2012年第5期）
　　
　　
　　自媒体时代，如何远离“被傻瓜”
　　做傻瓜，谁都不甘心，却很难避免。这两天，“沪上阿飞”在微博上晒偷来的赃物时，如果你曾跟着感慨小偷怎么如此大胆，并表示极大义愤，那么，你就又“被傻瓜”了，因为这分明只是一次拙劣的炒作，其目的是为了营销、为了利润，而绝非你认知的所谓热点。
　　类似炒作层出不穷，网络盛行后就风起云涌，微博出现后更变本加厉。“沪上阿飞”只是一次很快露了马脚的拙劣表演，还有大把“功成名就”的案例存在，稍远的如“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稍近的如“杜甫很忙”。在公众对其一惊一乍、热情围观，嘴巴张成“O”时，幕后推手早已暗度陈仓，赚得盆满钵满，眼睛笑成缝。
　　由于此类营销十拿九稳，以至于名推手张一一豪言，事件的影响力对他而言已不算什么，现在他要掌控的是“控制主流言论比例，驾驭集体舆论导向”。或许，在他眼中，至少网民，都只是任意揉捏的傻瓜，随便发布一个荒诞的假消息，就能造成热点，主宰大众的喜怒哀乐。对了，用张的话来说，这些“不是假消息，叫八卦”。对大多数网民而言，八卦装点了你的窗户，而你却装点了别人的商业梦。
　　当你看到这些推手自白时，是否会为付出过的热情、眼泪、惊奇感到不值，是否会不满于自己被当成傻瓜?自媒体时代，龙蛇混杂、泥沙俱下，要想不做傻瓜、少做傻瓜，一方面是有关监管不应缺失，另一方面，具体到每个人，不妨学学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看到一个所谓热点，“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且慢表达情绪，先冷静想一想，看看信息可信不，谁发布的，是否合乎常理，一看二慢三通过。须知，任何轻率的表达都可能被利用，被傻瓜。     （吴强/《新民晚报》2012-05-11）
　　
　　
　　为何总是被“误读”
　　一些政策消息，这边刚报道，翌日便有部门以“误读”来澄清。笔者不禁疑惑，莫非是媒体理解力已经严重退化，否则为何频频误读国家政策和有关部门的作为？
　　不可否认，有的媒体“重‘时’轻‘实’”地抢发新闻，会导致政策传达的偏失。但笔者认为，有关部门政策频频被“误读”的背后，是政策制定者和发布者让公众看得不够清楚。
　　有关主管部门屡屡澄清“误读”，实际强调的往往是接受信息的受众的理解错误，却常常忽视了“误读”之所以出现的根源——政策发布的不透明不公开。《政务信息公开条例》出台后，公民获得信息再也不是被赐予，而是依法享有本来就属于他们的知情权利。但公众原本就处于信息不对称的被动地位，偏偏又只能雾里看花。
　　有关部门在发布信息时，或措辞不妥、传达不清，或政出多门，口径有异。总之，信息不那么明白，容易“被误读”。虽然事后“澄清”，但终究显得被动吃力。若是在新政出台之前广泛征求民意，真正了解群众的想法和需求，制定出想群众之所想、解群众之所难的政策，发布他们想了解的信息，也无需把精力花在解释“误读”上了。
　　此前，海关总署发布15号公告，却被部分媒体片面误读为“过去不用交税的进境旅客携带奶粉今后要缴高税了”。海关总署迅速发布正式说明，针对误读作出解释。诚然，公众欢迎这样的解释，但更希望有关部门在发布资讯时，能做细同步解释性的工作，少用一些“专业”语汇，也少一些太极式的绕绕弯，多一点直白，多一点透明，“早说话、说明白话”，如此，媒体和公众想误读都难。
　　（郭艺/《解放日报》2012-05-11）
　　
　　投稿“潜规则”
　　近日，我所在的城市发生了一起负面新闻被媒体曝光，一时舆论哗然，口诛笔伐甚嚣尘上。我对此也是深恶痛绝，于是写了一篇时评投给本地的一家报纸。
　　那家报纸我曾打过几次交道，好几篇文章都是编辑斧正后发表的。自认为这篇小文写得还算可以，且符合栏目风格，感觉发表的希望比较大。可是第二天下午，我意外接到编辑的来电，他非常遗憾地告诉我，这篇稿子他提交到总编那儿没通过，说是有损本市形象，提醒我改投其他媒体，最好是省外媒体，以免失去了时效性。
　　放下电话，我五味杂陈。打开邮箱，把那篇小文又发到了外地的一家报纸。好在，这次没有让我失望，次日那篇小文见报了。
　　后来和几位新闻界的朋友聚会，闲谈中我向他们讲了这篇文章起死回生的曲折经历。他们“教导”我:“像你这种文章，批评甲地应投向乙地，批评乙地应投向甲地，这是最基本的‘潜规则’，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难道你不知道?!”我木然地听着，哑口无言。
　　这样的“潜规则”是如何形成的，想必大家都心知肚明。有关领导习惯了往自己脸上贴金，一旦有污点，就极力捂着盖着，不让它见阳光。而结果呢?在信息如此畅通的今天，这样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也是极易引发民众猜想。真相无从知悉，谣言就会满天飞，这样的事已不止一次发生。
　　想提醒那些习惯了屏蔽负面新闻的人士，以后别再犯这样的常识性错误了。哪怕是把最坏的信息告知公众，天塌不下来。
　　（文语/《检察日报》2012-05-09）
　　
　　
　　三种报刊不能转制
　　第一种，报刊是单一编辑部的，不允许转企。有人说单一的编辑部转企，能够提高自身发展能力。实际上国家发展的总体思路是抬高设立出版企业的门槛，使设立的报刊企业具有自我发展基础和实力。今后要打造大船至少是联合舰队或航母。小舢板这样的单一编辑部转企，原则上不开口。编辑部要联合几家本系统本部门相关报刊，组建公司或者企业，或兼并到出版集团。
　　第二种，报刊经营亏损的，不允许转企。从上报情况看，有的亏损两三百万元，有的甚至一两千万元，想通过转制以后再融资，补偿转制为企业，这是不可以的，不能“带病”转制。负债报刊，主管主办单位或注资或寻求有实力的企业接纳，不能“带亏”转制。
　　第三种，报刊呈现多元化资本的，不允许转企。有的主管主办或者出版单位已是多元化资本，既有社会资本，又有民营资本或者境外资本，而不是纯国有资产。因为资本利益链复杂，不符合转制条件，起码要先规范以后再转企。
　　(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司长王国庆/《中国报业》2012年3月上)
　　
　　
　　尽快熟悉资本市场规则
　　发行债券是为了融资，怎么能挣钱呢？这是一个认识误区。财务总监给大家的印象就是企业经营活动的记录者，但事实上在很多企业里，通过投融资活动，财务部门正在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因此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例如，某知名央企目前的银行贷款接近于零，主要融资渠道都来自债券市场。原因是通过灵活、频繁地运用债券等金融工具，大大降低了融资成本、提高了融资的便捷性。这么大的企业其实并不缺钱，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对金融工具的认知不同。即使不缺钱，也可以通过特定操作来节省成本，“省了钱”就等同于“挣了钱”，应当大张旗鼓地宣传这样的理念。
　　对文化企业来说，进行上述理念转变更加必要，因为相当一部分文化企业对资本市场感到陌生。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进入市场时间尚短，事业体制下形成的文化与资本的割裂状态仍未能从根本上消除。当前资本市场产品和服务越来越丰富多样，文化企业的当务之急是尽快熟悉资本市场的规则，根据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金融工具。融资固然是当前很多文化企业寻求资本市场支持的主要原因，但资本市场能为文化企业带来的助益远不止如此。
　　就拿发行债券来说，除了众所周知的好处，其公开发行的特征，也会在无形中促使企业接受外部监督、提高内部治理水平。江苏凤凰出版传媒之所以顺利上市，与公司前期发行债券时在主承销商要求下，不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升内部管理水平有很大关系。对企业来说，这也是发行债券的回报。资本市场有众多融资工具，各有特点，各有利弊。例如股权融资没有还息负担，可以引入战略合作者，代价是出让部分控制权；贷款融资好处是持续稳定，但受到国家金融政策影响大。如果文化企业能迅速熟悉掌握这些不同特点，加以灵活运用，会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不应只把企业自身的投融资行为看做短期经营行为，更要看做是长期战略谋划，这是文化企业必须转变的理念。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协会副秘书长杨农/《经济日报》2012-05-08）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