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体讲诚信，应该有“四心”
　　诚信对于媒体至关重要，它是媒体公信力的基石。如果媒体说的话言不由衷，或者话语与人们生活常识相悖，就没有诚信可言。政治学上有“塔西佗陷阱”之说，塔西佗是古罗马历史学家，担任过古罗马共和国最高领导人——执政官，还先后做过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和外省总督等，因此对“诚信”很有个人心得，他曾经说：“当政府不受欢迎的时候，好的政策与坏的政策都会同样得罪人民。”这个道理也可以用于媒体，媒体若没有诚信，观点上翻云覆雨，报道事实有意突出或遮蔽，即使后来说了正确的话，报告了真实的事实，也难以被公众相信。
　　当前，我国一些媒体有各种缺乏诚信的行为，除了观点方面变化无常失去公众信任外，各种以同情和救助为名义的炒作、以揭露为目的的假新闻、新闻敲诈等，都是需要指出和纠正的。
　　媒体作为社会公器要承担社会责任，要对社会讲诚信。媒体本身对社会有重大影响，引导舆论是媒体的客观作用之一。我国的媒体负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但这一任务的实现，必须付诸媒体自身的诚信。不能取信于民的媒体，即使讲了正确的话，也没人听。媒体要真正树立起公信力，应该做到以下“四心”：
　　有良心：马克思曾批评过德国一家著名报纸没有报纸的良心，因为该报此前正面刊登过数篇关于共产主义的文章，随后又不做任何解释地批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提出了“报纸的良心”要求，他写道：“奥格斯堡报从来也没有经受过那种当一个人的主观愿望起来反对他的理智的客观见解的时候所产生的良心的痛苦，因为它既没有自己的理智，也没有自己的见解，也没有自己的良心。”马克思所说报纸的“良心”，指的是媒体要有自己的信念，前后信念一致。说到底，就是坚持客观理性地看待和分析新闻事实，不应该受主观愿望支配而漠视、回避甚至扭曲事实。
　　有同情心：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媒体要有同情心。这里所说的“同情心”，不是用来吸引眼球的“幌子”，而是要真正关注人、怜惜和爱护人，尤其应对无辜的弱势人群加以同情，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同时，自觉维护他们的隐私权。一个有社会同情心的媒体，不仅可以赢得社会的尊重，而且能够激发社会更多、更大的同情心。
　　有责任心：作为网络时代的传统媒体，面对社会上芜杂的信息，要有高度的责任心，遵循新闻业务规范采写和编辑新闻，不为有碍社会公德的现象提供平台。能够承担社会责任的媒体，以身作则信守媒体诚信，才能赢得社会的尊重和信赖。
　　有敬畏心：这里所说的敬畏心，是对职业的敬畏心。新闻工作是一项神圣的社会职业，“无冕之王”的称谓表达了这一职业的特殊性，但不是特权。媒体人怀着一种对职业的敬畏心，规范新闻业务，遵守职业道德，才可能做好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饶沛/《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2年第6期）
　　
　　
　　大学和媒体，都应该多些理想主义
　　◆提醒：大学和传媒不能一团和气，应该彼此监督
　　当今的中国人，见了面总习惯说“拜托拜托，关键时刻拉兄弟一把”，听起来像走江湖的。这种习气在大学和传媒之间或多或少也存在着。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这些年来时有高校校长论文抄袭的丑闻，这可是中国大学的耻辱，本应刨根问底，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现在的中国大学，尤其是名校，公关能力都很强，有时候媒体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想追也追不下去。
　　媒体有责任代表公众监督大学，因为大学是靠民众的税收支持的，尤其像北大、清华等名校，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如何花钱，是否有效率，更需严加监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形势很严峻。当年，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第一件事就是辞退在大学兼职的官员。在蔡先生看来，这群官员虽给学生将来的求职带来了便利，但专心治学的风气也会因为旁骛太多而败坏。如今，邀请官员兼职的潮流折射出中国大学的特点——不讲原则、缺少精神、没有尊严。对于这种价值取向及其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媒体应有所洞察，发挥监察器和纠偏器的功用。
　　而大学对于媒体的监督，也是有例可循。以北大中文系为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现代汉语课专门找《人民日报》的病句，而且，过一段时间就整理一份给报社送去。当然，如今媒体的问题，不仅仅是出在遣词造句上，更严重的是新闻理念的扭曲。最近几年，我不时受到媒体“标题党”的困扰。有些媒体还有一种心态，那便是刻意逢迎。须知新闻报道也是文章，也必须有自家立场。问题在于，目前不少媒体人只是把报道当做信息，还掺杂着媚上的情愫，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病因：职业精神的缺失
　　这20多年来，我明显感觉到，记者的素养在下降。上世纪80年代的记者，采访时很认真，报道也像样，直接就可以入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也还算是敬业。现在不行了，记者的采访稿，我一定要认真审核，改得花花绿绿的。很多时候，干脆将“采访”变成了“笔谈”，大家都轻松。去年遇到最离谱的事，我花了一个晚上改记者的稿子，结果见报时还是原样，我的意见一个字也没有采纳。
　　一个良好的对话氛围，需要培育；记者和教授或者文化人之间，要有一个默契，彼此都守住职业的边界。但现实状态是，职业素养正在销蚀。当然，这并不只存在于传媒人或者教授的群体中，整个社会似乎都陷入了一种错位。官员读博，学生打工，教授走穴，老板讲课，好像是“全面发展”，实际上每个人都“生活在别处”，没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
　　不管是教授还是记者，或者是社会上其他人群，都需要维护自己职业的尊严，并建立职业精神。你可以有职业之外更高的追求，但不应该因此而“不敬业”。
　　◆求解：无论大学还是媒体，都应该多些理想主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先生有一句十分愤激的话：40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为什么？因为人到中年，容易趋于保守，而且懒惰、自私，阻碍社会进步。但是，我很伤心地发现，现在的不少年轻人，比年长的还保守、还世故。有的学生竟说：“老师，你太天真了。”反而是不少七八十岁的人，很激动、很愤怒、很有反抗精神。这是多么畸形的社会现象，七八十岁的人扛起理想主义的旗帜，五六十岁的人还在坚持奋斗，年轻人却成天宣扬“别太天真”。
　　这个社会的许多不良倾向，并不是凭一人之力、一己之言就可以解决的。但是作为大学或传媒、教授或记者，起码我们应该多一点理想主义，多几分人文情怀。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人民日报》2012-06-11）
　　
　　
　　少一些“标题党”式的语言
　　近日，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湖北招生宣传时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在高考当口发出这番言论，是“振聋发聩”还是“耸人听闻”，引发舆论热议。
　　“三十年未培养出优秀人才”，这样极端的表述成功吸引了公众眼球。当然，这首先应引发我们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反思。但因为存在问题就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全盘否定三十年的教育成果，也实在不妥。试问，如果三十年里没有培养出优秀人才，中国这些年的巨变如何实现？经济社会如何发展？此刻正在国家建设一线打拼、为民族兴旺发达奋斗的大多数人，不正是三十年教育培养出来的各领域人才吗？朱校长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不应对此熟视无睹。
　　当下，大量“公知”活跃于社会各领域，热衷于针砭时弊、引领思潮。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深圳“5·26飙车案”，再往前的药家鑫案，都有“公知”的身影。其中一些人自诩为“民意代表”，似乎是在监督查案判案的公平、公正，却不去冷静分析，不去建设性地引导民众思考，只会揪住“顶包”、“官二代”、“富二代”等事后被证明并非事实的说法来引人关注。总试图用一些“标题党”式的语言迎合舆论，不该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所为。如今在大众传媒特别是网络中，“标题党”泛滥，即便是客观真实的表达，都有可能被断章取义。这时，假如“公知”还刻意用一些极端的、绝对化的语言搅动舆论、煽动情绪，负面影响不言自明。
　　如今，“公知”并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概念。个中原因，不乏网民的恶搞，部分媒体有意无意的渲染以及投机分子打着“公知”的旗号谋名谋利哄骗公众，但根本上还是与一些知识分子透支名誉和信任有关。动不动就发表一些既不合实际、也不理性的偏激看法，怎么能赢得大家的尊重与信任呢？多元社会需要理性的、建设性的“公共话语”，“公知”想要重塑公信，“标题党”式的语言一定要少一些、再少一些。
　　（田闻之/《北京日报》2012-06-08）
　　
　　
　　节制使用“最美”
　　从“最美教师”到“最美司机”，再到“最美孕妇”和“托举哥”，近来社会涌现出一批感人至深的好人。每涌现一个感人的英雄，舆论就喜欢冠之以“最美”，几乎每个职业都已经发掘出各自行业的“最美”了。毋庸置疑，那些美好的行为令人感动促人奋进，不过，“最美”之类的符号用多了，就容易让人产生道德审美疲劳——物极必反，“最”字用多了，就让人没感觉了，甚至产生逆反心理。正如有人抱怨的，现在一看到“最美”，甭管事迹多么感人，首先就没有感觉了。更让人担心的是，这容易在社会上滋长一种道德浮夸风，大家沉浸于“最美”包围的氛围中，产生一种“道德完美”的幻觉，对现实产生不切实际的认知和判断。现实是无法用“最美”去掩饰的，信心也无法借助某个词语就能提振。中国社会的道德重建，需要有一点一滴去积累、去培养，而无法在“最美”的动人幻想中实现高歌猛进的道德跃进。
　　也许对那些英雄的壮举，我们实在找不出更好的词来形容我们受到的震撼和对他们的景仰，于是习惯性地选择了“最美”这个词。确实，无论是吴斌，还是张丽莉，他们的行为让人震撼，再高级的形容词、再高调的赞美都不为过。但这种千篇一律的、套路化的“最美”，已经沦为一个虽然很大却很空洞的符号，恰恰表达不出我们真正的赞美。当然了，“最美”在语言学上也是不合适的。没有最美，只有更美，人类在至真、至善、至美的理想追求中，是没有止境的。对英雄之举，需要恰如其分地评价和赞美，而不是无节制地唱高调，过度高调显然就是“不着调”了。
　　另外，“最美”滥用，暴露出了网络语言使用的一种惰性：喜欢从众随大流，热衷于追风赶潮。一个流行词、流行语风行后，不把它用滥、用臭、用到让人反感，是不会罢休的。很多词语，就是在这种过度消费、过度传播、过度阐释中被毁掉的。
　　爱惜英雄，珍惜美好，就不要再毫无节制地使用“最美”这样的字眼了。
　　（曹林/《中国青年报》2012-06-14）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6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