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融合需兼顾政治、商业和公共利益

　　媒介融合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既是舆论引导能力如何加强的政治问题，也是如何寻求新型产业模式的经济问题，还是新闻生产流程再造和内容品质提升的行业问题，需要兼顾和平衡政治利益、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

　　具体来说，国家利益需要媒体在多元化的舆论场中彰显引导力，这关系到社会的团结、稳定；商业利益需要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具优势，这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发展；公众利益需要媒体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小情上发出民众呼声，履行社会守望者的职责。

　　我国的媒介融合必须应对五个关键问题：

　　其一，舆论场重构。当前，传统媒体在舆论场中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在一些重大事件中缺乏引导能力；民间舆论场则过度以所谓的“意见领袖”与朋友圈为主导和驱动，缺乏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两个舆论场”的弊端正在凸显，媒介融合有必要推进“三个舆论场”的重构，即由市民主导的大众舆论场、由网民主导的民间舆论场、由政府主导的官方舆论场。在新技术条件下，这三个舆论场可以相互转化、融合。

　　其二，媒介融合的产业模式。目前，一些主流媒体在积极探索各自不同的产业模式，比如，上海报业集团的结构再造、整合重组、项目孵化，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以内容聚合为战略的转型实践等。但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报业集团迄今尚未找到可供复制的新型产业模式，大多数只在“转场”中获取了新的利润来源，尚未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传统报业的内容价值在互联网平台的变现。

　　其三，新闻生产流程的再造。在媒介融合的过程中，报业集团要逐步打破以“报纸”为核心的生产流程，建立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全新生产机制。关键是要解决以下问题：如何从快到深地报道新闻；如何更高效地开发新闻资源的价值，实现内容的集成化、形态的多元化和传播的多平台化；如何通过内容挖掘技术、全媒体形态的信息呈现技术、交互设计及表达的传受互动技术来实现新闻核心内容的融合传播。

　　其四，多元产权和治理创新。当下，不少报业集团都在组织内部开始尝试“项目孵化”制度。比如，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拿出300万元人民币成立新媒体基金，鼓励员工积极尝试新媒体项目；南方都市报新近实施“蜂巢”计划，重点给予有潜力的新项目政策、办公场地等方面的支持。不过，中国的报业集团在多元产权制度和内部治理机制创新方面还是顾虑重重、限制多多。未来，应该在产权方面吸收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些先进经验，尝试不同的产权模式。

　　其五，政策体系和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的主体是政府，相关政策层次包括媒介融合的行业政策规制、媒介融合的版权保护机制、媒介融合的市场退出机制等。其中，媒介融合的产业政策尤其重要，比如确立对党报、广播电视台的补贴机制，制定有关媒介集团融资的政策，探索传媒企业的特殊管理股制度等。

　　总体上看，体制特点为中国传媒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双重”影响：既限制了媒体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其难以实施多元产权等治理机制创新，又给媒介融合提供了行政资源，使其能够比西方市场化的传媒业拥有更多机会和空间。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教授张志安/《光明日报》2014-12-22）

　　互联互通时代的传播研究

　　我们进入了一个互联互通社会（a connected society）的时代，互相连接的不仅是电脑终端及背后一个个社会个体，更是整个社会的动力要素，这迫使人类思考的宏大逻辑结构也因此更新。这其中有四个根本性变化。

　　第一，人际交往与社会距离的变革。互联网的信息、资金不断流转，带来物流和人员流动加剧，更大规模的社会流动也重启了社会建构与社会运动的新通道。传播学者李金铨为此提出，这不仅是一个“天涯若比邻”的时代，也是一个“比邻若天涯”的时代。所谓的“地球村”与其说是将整个世界拉回到部落与村落的生存方式，不如说在人际交往密集化的表象下重建了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层面。现实社会中的结构及其流动在虚拟空间得以重组，但它绝不是现实社会的简单复制，其中有固化与瓦解，更蕴含重构和再造的可能性。

　　第二，社会诸种动力要素之间的联系发生变革。20世纪80年代，以因果关系为主导的线性思维模式逐渐让位于复杂思维带来的混沌理论，它更强调整体性思维，也更强调偶然性因素。这启发了当代社会领域的思考。偶发性的“黑天鹅事件”在政治、经济与社会运动中越来越不稀有，因果链条逐渐断裂，只关注一组因果关系（甚至关注因果关系本身）都不足以解释社会现象的离奇景象，更促使大数据分析的全体性模式日益引发关注。总之，推及性研究日渐式微，而复杂性研究或全体性研究成为必然。

　　第三，时间与空间的再组织与再界定。自从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学家不断观察到时间与空间的变化。物理空间和绝对时间不断与社会时空相剥离，造就了曼威·卡斯特所言的“无时之时”和约书亚·梅罗维茨的“地域感的消逝”，也引发了安东尼·吉登斯的“时空延展”和大卫·哈维的“时空压缩”等持续性讨论。在互联互通时代，时空更深地非同步化，也把现代性的人类历史与环境重新组织。

　　第四，知识领域之间的界限日渐消融。知识分工源自生产分工，但单独的知识已经不足以处理日益联结的社会问题。真正的社会问题，只能依赖于各种人类知识的综合解释，甚至这种解释不再致力于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增进解决的可能性。互联网已经把国际性政治事件、金融经济与商务、社会结构分化重组、文化更新等维度融为一炉，对于传播研究来说，越来越大的挑战是去结构化，寻找新的传统、范式、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的对话。

　　传播与媒介研究必须回应互联互通时代的核心挑战，重新思考新结构的学术路线图。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磊；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教授胡正荣/《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2-24）

　　用大数据重塑媒体“信息鉴别力”

　　从长远看，依照新媒体“按需推荐”的逻辑组织和布局媒介内容，是传统媒体在大数据时代的变革方向。

　　“按需推荐”模式需要技术提供强大的支撑，但在“信息推荐”之前的“信息采集与呈现”环节，机器计算与人工智能都依然无法替代人的专业判断，而这正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实际上，“按需推荐”模式整合了两类大数据资源，一端是媒介已经生产出的海量的内容数据，一端是海量用户不断积累的媒介使用数据。以“今日头条”为例，无论其信息推荐系统多么精确，其信息来源都来自门户网站的新闻内容，而门户网站则多是转载于传统媒体。所以，在另一端源头数据的获取上，“按需推荐”模式的运行离不开众多传统媒体的集体贡献。

　　换个角度看，被大数据包裹的用户面临着信息过剩的问题，如何处理、分析海量的数据，从中得出有价值的信息成为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在源源不断涌现的信息中，人们越来越难辨别究竟自己真正需要什么信息，以及在复杂信息中分辨真相。帮助用户重塑“信息鉴别力”素养，仅仅依靠机器运算是无法完成的，说到底仍要依靠传统媒体提供有深度、有思想的专业信息服务来完成。特别是在受众“不知需求何在”的时候，传统媒体应当担负起解释者和瞭望者的角色，帮助他们更好地“知晓和发现自己的需求”。

　　媒介环境学者保罗·莱文森对未来媒介做过一个判断，认为媒介将朝着越来越人性化的趋势发展：无论是媒体的介质形态，还是媒体生产的内容，都将更加省力便捷，更加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拥有与人体器官相近的媒介体验。大数据创造的“按需推荐”，正是莱文森所说人性化媒介的一种情景。虽然目前能够做到“按需推荐”的媒介主要是新媒体，报纸、电视还尚未应用、开辟这种生产模式，但传统媒体只要是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担负自身的社会角色，保障原创内容的品质，树立起“用户逻辑”、考虑到受众的实际感受，就会逐渐趋向“人性化”。

　　目前，已经有一些媒体开始这样做了，例如，《纽约时报》的新闻采编部已经成立了受众拓展团队，即负责使用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电子邮件等推广业务，最重要的是探索如何使报道更加有效地抵达读者。可以想象，随着新旧媒体之间融合程度的加深与大数据分析技术的发展，建立在“按需推荐”基础上的人性化服务会逐步成为整个传媒业内容生产的新常态。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按需推荐”不是大数据时代传媒业内容生产的唯一方向。“用户逻辑”的背后除了强调用户的需求，也包含了用户分散却巨大的舆论力量。传媒如何动员海量用户参与到新闻的发现、采集与整理环节，以众包和众筹的方式聚合信息、完成新闻的雏形，这同样是大数据时代传媒内容生产中需要思考的话题。

　　（毛湛文 朱立芳/《学习时报》2014-12-15）

　　灾难报道别再突出地方领导了

　　2014年12月15日，河南长垣县蒲东街道皇冠KTV发生火灾，造成35人受伤、11人死亡，如此惨剧让人唏嘘、悲痛。而在当地政府网站上，笔者看到了两则关于火灾的报道，从中却感受不到这种灾难的可怕。第一篇为《我县一家KTV发生火灾》，该篇报道只有126个汉字，其中讲述当地县领导如何高度重视、亲自到现场指挥内容的文字，占到了74个。第二篇为《我县全力做好皇冠KTV火灾事故处置工作》，这篇报道共有9行文字，其中有8行内容是讲当地县领导如何处置火灾事故的，其中有4行是当地县领导的讲话。

　　对这样的报道，许多网友表示“真是醉了”，难道对这样一场火灾，就没有再可报道的内容了吗？比如，这家KTV的消防安全工作是不是做到位了？KTV房间的装修是不是用了易燃材料？伤者的救治情况如何？

　　就是这样的官腔，只要留心，经常可以看到。最近，河北省永清县刘街乡徐街村春蕾幼儿园房屋发生倒塌之后，我们看到的报道也几乎是这样的用语：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迅速成立了专门应急处置小组，组织人员不惜一切代价开展救治……

　　新闻稿变成对领导歌功颂德的原由，再为简单不过——试图在安全事故中逃脱责任。然而，责任追究，并不会因为新闻稿报道的官腔化而被淡化。

　　灾难中的官腔其实是灾难之后的又一轮灾难，它无助于消除安全隐患、救治安抚伤亡人员及家属，而且会恶化群众对官员的印象，当然也无助于某些领导“减轻责任”。不得不说，这样的报道，不仅违背了新闻伦理，也与基本的人性背道而驰。

　　（王传涛/《中国青年报》2014-12-16）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