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记者太多了吗

　　记者报道两会，围追采访代表委员，同时，记者也被代表委员吐槽——继姚明委员批评那些“采访时要合影签名”的记者不专业后，葛剑雄委员也抱怨“两会的媒体太多了！”他说，有些媒体拿到很多采访证，派出强大的阵容，但他们到底报道了多少有分量的新闻？

　　葛剑雄说，他看到一个数字，有8000多名记者——记者比代表委员还多。据两会新闻中心统计，今年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全国两会——为什么有8000多名呢？原来很多地方媒体派了庞大的记者组随代表团进京，很多记者没有采访证进不了大会现场，就抓住机会找熟人带进驻地酒店采访。

　　全国两会，那么多代表委员，很多地方领导参加，一些地方媒体围绕本地官员和代表委员进行采访，报道本省代表团的讨论情况和本地领导的讲话，当然也要加入追明星、追高官、追专家的全国新闻大战。每个省、每个市、甚至很多有代表委员的县，其他的报纸、电视、电台、网站都会派出“两会报道组”，否则似乎就会有“缺席”之感。中国那么大，那么多县市，代表委员来源那么广泛，记者扎堆是必然的现象。不知道今后随着地域观念的淡化、全媒体的融合和“围着地方领导转”观念的弱化，两会上庞大的记者群会不会瘦身？

　　其实，相比国外类似一些重要公共事件的新闻大战，两会记者并不算多，但抢新闻时的无序、追明星、拼体力不拼思考、爱扎堆不会另辟蹊径，加剧着两会新闻战场上的拥挤。喧闹的扎堆场景，仿佛不是新闻大战，而是记者赶集。

　　一个知名记者谈过她的两会采访体验：在采访中，她不去扎堆凑热闹，不追明星，不挤人民大会堂、部长通道，而是守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因为这里最能反映参政议政的真实全景。如果记者都有这种意识，不去人民大会堂门口堵明星堵部长，而是分散到各个分组审议现场去挖新闻，既不会出现新闻同质化和话题碎片化的尴尬，也不会像现在那么扎堆了。越扎堆越热闹，真正的新闻越少。

　　记者扎堆上两会拼体力抢新闻背后的原因也很值得玩味，很多媒体之所以这么看重全国两会，记者这么爱跑两会，有着“过了这十来天”就抓不着部长和代表的心态。想采访部长，难；想找个人大代表，难；想找个领导谈谈当地敏感话题或热点新闻，难；而两会把这些都“逼”到了一起。如果“两会”不只是被压缩在这短短十来天，而回归其常态运转的日常政治，记者不必过度关注两会，新闻资源也不会集中压缩在这几天了。

　　（曹林/《中国青年报》2015-03-13）

　　新闻报道的“放空”和“拿来”

　　近期，在两会报道中，带有天然草根基因和互动优势的新媒体，在转文风方面的创新迅速惠及读者，也快速赢得了读者。不论是“小明”“小华”，还是“小新”“小笙”“小七”，都令人耳目一新。报道不再是传统的含有五个W的新闻体，也不是“凤头猪肚豹尾”的格式化文章，而是用虚拟卡通人物“小明”等串起几个问题，使用充满生机的网络语言，配以图表、告示牌、展开的卷轴等图片，把政府工作报告、立法法等“高大上”的内容和普通老百姓生活的紧密关系介绍得准确无误、通俗易懂。

　　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新媒体的表达方式确实有值得传统媒体借鉴之处。或许，传统媒体可以先“放空”——放下几十年来固有的文风。比如，固定的结构、固定的语言体系、固定的灌输式表达、固定的图片使用量……“放空”并不是完全抛弃，而是不固守，不纠结，不模式化，不高高在上。接下来，传统媒体可以用贴近百姓、服务基层之心，以真实为准绳，选择适宜的文风，只要符合条件的都“拿来”，做好每一篇报道。

　　转文风，并非只是新媒体之需，也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们希望在更大范围内、更长时间内见到更多活灵活现的报道。

　　（范占英/《中国新闻出版报》2015-03-10）

　　报刊亭可改成文化信息WiFi中心

　　当前我国报刊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经营难以为继，这虽然与报刊销量下降、新媒体冲击等有关，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报刊亭经营收入来源太过单一。报刊亭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城市文化之窗，现在报刊亭不仅不应该消减，国家相关部门还应该大力扶持，拓宽其经营范围，将其打造为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

　　有位韩国教授曾告诉我：“我在书里知道你们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可是在你们的街上我看不到。”中国的城市面貌特别缺少文化气息，比如在北京、上海每天有大量的文化演出，但除了去剧场外，老百姓不知道在哪里能看到这些演出信息，外来的游客也不知道在哪里能获得当天的演出信息。而在美国纽约，每天下午4点在文化广场会有各种演出打折票出售，非常火爆。法国巴黎，最著名的香榭里舍大街上，隔不远就能看到一个报刊亭，不仅卖报刊，还卖饮料、纪念品，张贴各种演出信息，成为巴黎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反观我们自己，近年来报刊亭拆除的新闻屡上报端。一个小小的报刊亭，为什么不能成为我们传播文化与信息的窗口呢？

　　我们应该用开拓的思路去管理报刊亭，这样它不仅不会死，反而会成为我们城市文化建设当中的一个重要窗口。现在单一的报刊亭可以改造成综合的文化亭，不仅经营报刊，还可以发布文化演出信息、张贴经过审核的书刊广告、销售城市文创旅游纪念品，甚至可以作为网络订票的取票点，实现城市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在将来，我们的报刊亭如果成为小的WiFi中心，有电子显示屏对各类文化信息进行整合播放，人们就能感受到这个城市无处不在的文化服务。

　　（白岩松/人民网2015-03-12）

　　用移动互联推进“智慧民生”

　　移动互联网正在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约而同地看到了移动互联网在提供公共服务、惠及民生方面的潜力：中国有全球最多的网民、最多的手机用户，6.5亿网民中，有5.6亿是手机用户，移动互联网渗透率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这使得中国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基础，可以率先利用移动互联网把“人与公共服务”全面连接起来，实现智慧民生。

　　在手机上滑动指尖，就能方便地查询政务信息、水电费用、交通状况……其实，移动互联网与公共服务的连接，不仅能提高公共服务的使用效率，而且为解决复杂难题提供了新的可能。举凡医疗、教育、交通、环保等问题，都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探索破解之方。比如说医疗问题，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利用医疗类APP软件有助于填平这一鸿沟，患者不用凌晨起来排队，通过手机就可直接预约挂号、交费候诊、查询报告，有些小病在线咨询医生就可以解决；再比如交通拥堵，路况信息的不明朗是导致塞车的重要原因，如果利用大数据提供及时的路况信息，人流车流就会自动选择最优出行路径，拥堵就会减轻。

　　移动互联网还可以解决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孤岛的问题。过去政府各个部门都做了大量的信息化建设，有大量的基础数据，但是由于没有直接互联起来，利用率并不高。移动互联网可以构造一种更简洁、更人性化的人机接口，并且有效解决数据交换问题。用户通过各类政务微信、政务APP等应用，在移动端也能享受行政服务大厅的一站式服务。例如广州市通过开通微信“城市服务”功能，将医疗、交通、公安户政、出入境、公积金等17项民生服务汇聚到统一的平台上，市民通过一个入口即可找到所需服务。随着公共数据的逐步开放，微信在连接、整合公共服务方面将有更大的想象空间。把信息孤岛连成一片陆地，连接的是数据，方便的是民生。

　　政府工作报告从国家层面提出要制定“互联网+”计划，推动互联网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互联网+”代表着外在资源和环境对传统行业的提升，这将孕育巨大的创新空间，相信会有更多民生服务因“互联网+”的广泛连接变得更加高效和便捷。未来的连接、应用和服务会越来越多，需要各方秉持“归零”心态，开放协作，共同构建和谐生态，为实现智慧民生提供更好的应用。现在，“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等新业态还在摸索之中，但最终都会朝着使百姓获益的方向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人民日报》2015-03-11)

　　美媒“坏苹果”，竟是制度催生的

　　2月以来，关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主播布赖恩·威廉姆斯的新闻几乎占据了美国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因杜撰战争英雄情节而被当事者揭穿，威廉姆斯不仅被停职6个月并等待进一步处罚，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美国媒体研究中心2月20日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1.6%的受访者认为，即使威廉姆斯道歉，也应被开除。

　　这位曾在2005年领衔荣获美国皮博迪奖的“金牌主播”为何会“折戟”舆论场？《国际纽约时报》给出的解释是，电视行业的真相就是“你的位置越高，你的真正报道越少”。新闻主播前往新闻现场，只不过是为了“体现重视”。按此逻辑，威廉姆斯这类“新闻大佬”很少亲自采访和报道，那么其可信度自然要打个折扣。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此之前，威廉姆斯曾被誉为“21世纪的沃尔特·克朗凯特”，意思是他是当下美国最值得信赖的人之一，甚至在2007年位列《时代》周刊评选的当年世界最具影响力的100人。

　　“布赖恩·威廉姆斯受到直播电视压迫已久，他称将不再从事这项正在燃烧和崩溃的职业”，美国讽刺新闻网站“洋葱新闻”的一句调侃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深层次原因。的确，与其说威廉姆斯事件反映的是个人职业道德的缺失，不如讲是他所在行业生态的恶化。盲目满足受众的感官刺激，疯狂追求猎奇媚俗效果，早已成为西方媒体博取眼球的“锦囊妙计”。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甚至不惜触碰道德底线：2003年，《纽约时报》被曝出记者杰森·布莱尔编造大量新闻事实；2005年路透社陷入新闻照片合成风波；2011年，英国《世界新闻报》和《每日镜报》等媒体相继传出窃听丑闻。在收视率和独家爆料面前，一切新闻职业道德仿佛都化为了浮云。在大众传媒盛行的时代，媒体伦理失范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不争的事实。

　　媒体曾在西方历史上创造过诸多辉煌，特别是以“黑幕揭发运动”为代表的媒体力量曾经推动了许多社会变革。但以所谓“自律”为主的西方媒体管理制度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步伐，“第四权力”的不断膨胀，扭曲着平衡关系。西方媒体一方面迎合着受众，另一方面却戏弄着受众，利用公众赋予的权利大肆牟利，唱着“狐假虎威”的大戏。本属于公众的版面和麦克风，不知何时竟成了个别人想说就说，甚至胡说八道的平台。如此置新闻道德于不顾，一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难怪“培养”出威廉姆斯这样的“大嘴”。

　　“威廉姆斯可能只是一个‘坏苹果’，但他是这一整套制度当中催生出来的‘坏苹果’。”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前雇员马克·菲尔德斯坦的这句话发人深思。

　　（张志文/《人民日报》2015-02-27）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3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