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共享与嫁接，让党报评论更有力　　编者按：本文选编自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裘新在首届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评论是党报最

　　共享与嫁接，让党报评论更有力

　　编者按：本文选编自上海报业集团党委书记裘新在首届党报评论融合发展论坛上的发言。

　　评论是党报最有力的“武器”。在媒体格局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我们还怎么去用好这个“武器”？这背后的问题就是：党的声音、主流话语，能不能“打”进网络舆论场，又如何在其中赢得认同、发挥影响力？

　　因此，我们考虑党报评论的融合发展，始终思考的就是这样一件事：怎么在发展新媒体的过程中，把党报评论的作用实现得更好、功能发挥得更大？这个过程中，需要不断考虑“共享”和“嫁接”的问题——既包括各级党报间的共享，也包括传统党报与新媒体项目间的嫁接。从上海报业集团的实践来看，这样的共享嫁接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总结下来，大致是这样几种模式：

　　一是传统党报间的共享

　　这是党报历来的传统。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言论，解放日报等地方党报及其新媒体，都第一时间认真做好转载、转引工作；人民日报的一些重要言论，也成为解放日报等地方党报进行评论二次策划、二次解读的重要来源。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人民日报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地方党报的言论声音，开辟固定栏目转载地方党报精彩评论，包括多篇解放日报的评论。这样的上下共享、交流合作，有利于党报评论的“多次传播”。

　　二是通过与新媒体嫁接，扩大党报言论影响力

　　转载这件事，看似稀松平常。但在“互联网+”时代，是否用好了转载这个手段，其作用和影响甚至比直接原创更直接、更广泛。我们自己的新媒体产品，尤其是自身并不属于“党报”序列的新媒体产品，是不是也能在这样的阵地上放大党的声音、主流的声音？

　　这方面的代表，就是澎湃新闻。我们最近做了一个统计：澎湃新闻2014年7月22日上线以来，到现在为止，精选转载了3000篇左右中央媒体的各类文章。澎湃新闻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转载人民日报等党报的文章？其实，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一方面，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很多权威声音由其独家发出，本身就具有不可替代性。党报的言论和其中表达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新闻。另一方面，澎湃新闻属于党管党办的新媒体，它的底色、底线都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一条不能忘记的“初心”。在这块阵地上及时有效地传播党的声音，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传统党报发出的声音，经过新媒体的转载后，往往能够更好地传导到市场、传导到更多受众。

　　三是从“配合作战”到“整体作战”

　　在现有基础上，建议从这样两个方面着手进行努力：

　　一是进一步实现“配合作战”的局面。在重大事件、重大问题、重大舆论战役上，我们希望与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积极配合，主动协作，共同打好“舆论战”。除了继续做好人民日报评论转载工作外，各方还可以共享栏目、共享信源、共商观点；还可以适时寻求协同机会，发挥各自所长，建立起人民日报“主攻”、地方媒体和新媒体“侧攻”的有效机制。

　　二是进一步实现人员共享，资源共享。上报集团的采编队伍整体较为年轻，无论是对中央大政方针的把握，还是业务能力的积累，都与人民日报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们有一定差距。我们欢迎并期待人民日报的同志多为我们的年轻新闻工作者传道授业，通过人员共享、资源共享，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以提升我们的“整体作战”能力。

　　（裘新/人民网2015-07-10）

　　真相，总是越辩越明

　　6月末闹得沸沸扬扬的“走私过期冷冻肉”事件，最近再起波澜。先是7月9日，有记者在微信公号上发文，质疑此前新闻报道中关于“僵尸肉”一说乃无中生有。随后，原文作者以“五问”回应，强调稿件采访扎实，真实客观，同时表示“僵尸肉”的提法虽不乏标签化意味，却是老百姓对过期变质冻肉的形象说法。7月12日，质疑记者再次撰文，对命名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稍微花点时间，了解两个回合的交锋全过程，不难发现，讨论的焦点在于：引起各方关注的这类肉，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肉？让人欣慰的是，通过这一讨论，改变的不仅仅是新闻“剧情”，也是公众对概念的认识。

　　仔细看看两位记者的“过招”，这三封公开信，本身就是一次挺不错的科普：既介绍了走私冷冻肉的问题，也介绍了冷冻行业的情况，对于不同的肉类制品也有着更多辨析。相比之前的报道，这样的公共讨论，客观上有助于公众形成更客观、更合理的认知。

　　其实，质疑也好，回应也罢，两位记者的初心，都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论辩进程中，逐渐展现双方不同的思考角度、专业素养，也为读者呈现出更多新闻背后的逻辑推演和利益考量。即便最后没有争出定论，这也绝不是媒体人之间的“互撕”。能唤起更多消费者对冷冻食品行业的关注、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科学认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7月12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联合海关总署、公安部发布通告，称今年查获的走私冷冻肉品中，有些确实生产日期已达四五年之久，这些肉都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怎样鉴别、如何举报、能否根治，有待进一步讨论和解答。这不仅是更好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为相关行业创造公正、合理舆论环境的题中之义。

　　(吕晓勋/《人民日报》2015-07-14)

　　谣言是“弱者的武器”？

　　谣言天天有，今夏特别多。这边厢微博疯传长沙股民跳楼，那边厢又在热议“中国人在日本奈良割鹿角”。远在十万八千里外的英美网民也不消停，BBC的女记者刚在Twitter爆出“英女王驾崩”的“噩耗”，美国的媒体上“人类已攻克癌症”的“特大号外”又重出江湖。

　　以上谣言不仅出现于BBS、微博等公开的传播平台，也常见于较为封闭的微信朋友圈。微博、微信都属于“自媒体”，由于使用方便，传播较为自由，于是便成为包括谣言在内的各种信息的传播载体。于是乎有人放言：在社交媒体时代，谣言已成为弱者的武器。

　　谣言是“弱者的武器”并非没有历史依据。弱者多处于社会底层，在社会地位和话语权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当自身问题得不到解决、政治诉求无法实现之时，往往会以谣言作武器，制造社会舆论，与统治者奋力一搏。比如，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起义和宫廷政变，几乎都与有针对性的谣言传播联系在一起。

　　在21世纪的“自媒体”时代，弱者用于社会抗争的“武器”今非昔比，尤其是普通人拥有了“自媒体”的发声平台，可以随时随地发布、分享个人信息。但传播效果不是看弱者或强者的身份，而是要看传播的内容是否经得起考验。尽管时移世易，但谣言的本质属性丝毫没有改变。诚如美国马萨诸塞州与媒体联合制定的《制止和控制战时谣言的标准》的论断：“谣言是不可信的，几乎全是虚假的。”

　　表面上看，制造与散布谣言可以取得“瞬间效果”，获得较多的社会关注。但是，一旦谣言被证伪，就会引发全社会的“信任危机”，对来自谣言制造者的任何信息都会打一个问号。

　　谣言之于弱者，也是一把“无柄的双刃剑”，每一次使用都会伤及自身。将谣言视为“弱者的武器”予以赋权，有美化谣言之嫌，也会误导弱者放弃正当、有效的权利抗争，而以散布谣言饮鸩止渴，最终引发“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

　　根据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在《谣言心理学》一书中的理论，“任何人类需求都可能给谣言提供推动力”；“谣言的欺骗性在于，尽管它们具有评价与煽动的意味，但它们往往伪装成正在提供客观事实”；“如果健康的社会组织不能抵御它们的破坏时，这种高热就会很不幸地发展到最危险的地步”。

　　同情弱者，强调人文关怀，构建和谐社会，不等于简单地为谣言辩护，歪曲谣言的本质，并不负责任地将一个具有“反噬”功能的“武器”交给他们，而应在寻求社会矛盾解决之道的同时，正确认识谣言的本质，科学评估其社会影响，并以此为鉴，研究社会心理，分析社会舆情，“引起疗救者注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王君超/《光明日报》2015-06-28）

　　“状元”报道中的媒体人格分裂

　　最近，有多家媒体报道了高考状元的求学意向。我不清楚这些报道是出于何种考虑，但从这种“状元花落谁家”的报道中，能清晰感受到媒体在状元问题上的纠结和分裂。几乎所有媒体，对此前北大、清华争抢状元的行为都给予了抨击，认为这是“唯分数论”在作怪。可转过身来，媒体又拿状元做文章，这不也是在鼓动“唯分数论”吗？既然媒体如此关注状元的走向，北大、清华会不抢状元吗？

　　在“唯分数论”中，媒体不是坚定的反对者，而更多是火上浇油。省级媒体关注省状元，地区报纸关注地级市状元，县报炒作县状元。在报道状元的过程中，媒体还不忘进一步吸引眼球，会做本省状元最集中的高中的排行、状元报考最多的高校的排行，以及状元选择最多的专业的排行，等等。这种以状元为指标的排行，不是引导中学把培养状元作为办学重大业绩、大学把招收更多状元作为招生政绩吗？

　　当然，状元是当前考试招生制度的必然产物，媒体也有报道的自由，但笔者还是希望媒体能多一些理性，千万不能加剧教育的功利化。一方面，需要媒体在报道教育事件时，多考虑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比如对于状元的报道，是助长还是淡化“唯分数论”？对此，应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二是应发挥行业自治的作用，在报道教育事件、教育问题时，要有媒体的规范和操守，不能迎合功利化的教育追求。

　　我国当前在积极推进教育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积极参与。其中，舆论承担着向公众正确解读改革措施，普及教育常识、理念的任务，而不该故意炒作教育话题，搅浑水。在报道教育问题时，可以有激烈的争论，有不同的观点，但应该有基本的教育底线——我国基础教育已深受应试教育之困，突破应试教育困境，应是所有关注教育、希望中国未来有好教育者，该有的基本意识。

　　当前，对于教育问题，存在两种有很大负面影响的观念，一是教育问题太多，不可能改变，因此放弃改变；二是我们都是教育问题的“受害者”，据此推卸自己的责任，包括北大、清华抢状元，媒体炒作状元，都不会认为自身有什么问题，有问题全是制度的问题。制度问题当然是主要问题，然而，制度之下每个参与教育者的选择，也极为重要。个体的努力，可以防止制度的弊端被不断放大，同时，个体的观念和行动也是推动制度改革的重要力量。如果全国所有媒体都能行动起来，不在高考结束后炒作状元，不把状元作为指标来分析基础教育、评价大学，社会对状元的关注应该会逐渐变得理性，这也能为打破“唯分数论”、建立多元人才评价体系营造更加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熊丙奇/《中国青年报》2015-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