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媒体的发展带来哪些新问题　　在全面思考探究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时，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这是我们在新媒体时代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新媒体的发展带来哪些新问题

　　在全面思考探究新媒体的发展趋势时，会察觉到一些悖论的存在，这是我们在新媒体时代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精准信息推送与信息窄化。新媒体基于用户兴趣而提供精准信息推送，长此以往将造成用户信息无形中的“窄化”，即我们只接收自己选择的信息和愉悦自我的信息。网络传播带来的在更大空间中的个体相遇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信息窄化，使得形成信任或达成共识的基础变得薄弱了。

　　精准定位与用户的信息安全。精准定位所依托的对用户信息的收集，需要以精细的个人信息存储为前提，那么，用户的信息安全将成为新的社会问题。

　　传播的“去专业化”与治理的专业化。新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传播各种信息，于是传播正在“去专业化”，然而不规范的信息传播造成传闻谣言充斥。净化网络空间，需要运营商、制造商和专业传播工作者合作，但实现协同合作就必须解决诸如重新分配各方利益、突破关键技术等一系列难题。

　　表达渠道的扩展和技术的发展与对人的深度控制。网络赋予了每个人更多的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人人都可以借助网络使自己的声音被传递。但问题的关键是发出的声音能否被听到。技术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人的权利的真正延伸。现在传播技术对人的控制，本质上远远大于传统时代。

　　总之，新媒体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但在享受技术红利时也要防止人的异化。渠道的多元与内容的短缺、信息相对过剩与优秀资源的稀缺，是目前凸显出的新问题。新媒体造就的趋向无限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也可能会给人们的精神世界带来新的困扰。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探究和妥善处理。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力丹/《人民日报》2015-10-11）

　　财经新闻要“对称”“对应”“对路”

　　在全球传统媒体出现种种困难的时候，以经济报道为主的财经媒体，特别是网络财经媒体，仍保持着强劲的发展态势。同时也应该看到，我们的财经新闻报道和社会对它的期待之间还存在着很大差距。

　　一是共识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不仅海内外媒体存在明显差异，就是在国内，主流媒体和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民间舆论场也有很大差异。我们的政府、主流媒体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是充满信心的，但是在社交媒体上存在很多悲观的论调。

　　二是信任问题。每当重大经济政策、重要经济数据发布之后，网上总会有很多质疑的声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政府的决策、战略部署的意图缺乏充分了解，而政府权威机构和主流媒体又未能作出有效的沟通引导以及充分的解释，这就给谣言散布提供了可乘之机。

　　三是信心问题。一些民众看不到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点，更看不到我国经济向上、向好的大趋势，从而缺乏基本的信心。这不利于国家经济战略深入人心，不利于政府各项举措顺利落地。

　　这三个问题跟我们的财经新闻传播有着很大关联，说明我们在财经新闻传播上存在不对称、不对应和不对路的问题。财经新闻传播应该做好以下三个结合。

　　一是权威发布和贴近民众相结合。媒体不仅要做好经济战略、经济政策和经济数据面向公众的传播，还要利用多媒体、移动化、社交化的传播渠道，贴近普通民众的需求，创新报道内容和形式，坚持专业性和大众性的统一，把经济问题的宣传和解读做好、做实、做细。

　　二是长期展望和短期解释相结合。主流媒体在经济报道中既要坚持用历史的、政治的眼光分析经济形势，做到短期、中期和长期相结合，也要说明当前的问题症结所在以及如何破解。

　　三是主动发声和聚合发声相结合。主流媒体要深入领会中央各项经济政策的精神，提高对经济问题的敏锐性和判断的正确性，同时要针对当下的难点、痛点和亮点及时发声。利用网络平台汇聚各方观点和资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正确的解读进行扩散和推广，对歪曲误读要及时纠正反驳。不但要善于独唱，更要学会领唱，共同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提振民众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信心。

　　（中央网信办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局局长姜军/《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10-21）

　　数据新闻的潜在问题

　　数据新闻的前途看似光明，但是也存在潜在的问题。

　　一、数据新闻与有温度的新闻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讲，数据新闻是对复杂庞大资料的有序化、简洁化处理，这个处理是以关键词以及关键词间的组合频率为基础的。数据新闻使受众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有价值的信息，提高了新闻的传播与阅读效率。它既满足了专业媒体取得良好传播效果的需要，也满足了受众高效率获得新闻信息的需要。但是，新闻是为人服务的，要体现“以人为本”。因此，除了对那些硬新闻核心事实的报道之外，新闻还应该有温度，体现对人的关怀。尤其是在关乎人物的报道中，人情、人性与心理的展现才能让新闻有温度，新闻稿件从字里行间传递出情感，让新闻打动人、感染人、激励人。而有情感语言的表达不一定是情感词语的直接表达，还有可能通过句子、词语的特定组合与结构方式来传达，这就是所谓的话外音。这就给数据检索带来困难，目前还没有软件能解读这样的文字数据。因此，虽然数据新闻在新媒体时代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但是也不能陷入“唯数据论”的极端之中，让新闻极化为只是冰冷数字的排列组合。应该将其作为一种新闻生产的辅助工具或一种新形式的生产方式，不能过分夸大其作用和地位。

　　二、数据新闻与隐私之间的矛盾冲突。数据新闻的根基就是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到底从何而来呢？还有就是数据的搜集与开发应用是否合法？尤其是有关公民个人基本信息、个人喜好以及工作生活状况等的数据信息，这些数据的开发与应用甚至贩卖是否得到了当事人的同意？还有数据新闻对有关群体进行报道的时候是否会造成大范围的侵犯公民隐私权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数据新闻在未来的发展中将会面临的问题。因此，从国家司法部门来讲，推动数据开发的合理合法化，出台相应法律条文，对相关事项进行明确的规定，这既是对公民隐私权的尊重，也是为数据新闻未来向更加合理有序化的发展铺平道路。从新闻媒体角度来讲，重新定义数据新闻记者的职业道德准则，详细规定数据新闻的采访规范，避免、杜绝新闻媒体对公众隐私的侵害，保证数据新闻能在符合道德和规范的道路上更好地发展，这是当前整个新闻业要思考的问题。

　　(赵国宁/《今传媒》2015年第8期)

　　“中央厨房”如何不变成烧钱的“噱头”

　　当前的新闻机构往往拥有多种媒介产品，在传统的媒介形态如报纸、电视、广播之外，手机、网络等也是其内容输出的主要渠道。依照“中央厨房”模式，如果同一个媒介集团的不同媒介形态实现互动和整合，发挥协同效应，把同样的信息包装成适合不同媒体的产品，一物多用，就可以相对节省成本，产生较大的规模效益。然而，对于坐在“中央厨房”的后台编辑来说，这一模式意味着编辑既要对一个记者采集到的信息进行技术加工，以供报纸、杂志、网站、手机报等各种媒体平台使用，还要对一个新闻主题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分析与整合，以形成不同的新闻视角和主题产品，从而使一次信息采集产生最大化的传播效益。结果就是，看似简化的信息采集成本将被繁重的信息加工成本所取代。

　　如果不追求经济效益而只看重传播效果，“中央厨房”将变成一种烧钱的“噱头”，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媒体完全没有必要群起效仿，结合自身实际抓住自身特色，走“精（确）、深（入）、尖（端）”的发展模式一样可以实现品牌传播效果。

　　其实早在“中央厨房”概念出现之前，不同的新闻机构之间已存在同质化的问题。而对手持各种移动终端的年轻人来说，相同的新闻内容，读报纸新闻或者看电视新闻显然都比不上手机终端的各种新媒体平台推送的新闻产品来得快捷、方便，由此导致传统媒体的年轻受众群体流失严重。

　　因此，保持不同媒介形态的新闻专业特色，强调对同一新闻内容的多元化生产与发布，应该是“中央厨房”的重心所在。一次采集后，不仅是多次发布、多渠道发布的问题，而应该是多元化生产与加工的问题，就像被“中央厨房”提倡者多次提到的“波纹理论”所描述的：一个事件的发生犹如投石入潭，不同媒介形态像水波纹一样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环环紧扣，充分发挥不同媒介的新闻专业特色，形成一个完整的报道体系。由此，新闻机构的“中央厨房”概念就不仅是一个内容共享、节约新闻生产成本的管理模式，更是新闻产品的加工与配送过程中如何实现媒介特色的个性化新闻生产过程。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新闻专业副教授叶青青/《传媒评论》2015年第9期)

　　对“策划新闻”要零容忍

　　最近有媒体报道称，安徽一女子李娟在下班回家路上，为救小女孩而四肢被狗撕咬，四肢上的肉几乎被咬光；事发后，李娟收到超过80万元的捐款。随后，事情出现反转，李娟被曝是被男朋友张宏宇养的狗咬伤。事件持续升温，百名捐款者组建QQ群，欲报警追回善款并诉其诈捐。（《京华时报》，2015年10月22日）

　　“见义勇为救小女孩”而被恶犬咬成重伤，可谓一则不折不扣的“策划新闻”，甚至就是一篇假新闻，靠欺骗获得了爱心人士的捐赠。对于这种“策划新闻”，应该零容忍，本不应该有太多争议。在这起事件中，尽管有捐款者欲追回善款，但从已有报道来看，不少人的感情仍颇为纠结：一方面，人们对受骗感到震惊；另一方面，担心把钱要回来，被狗咬者无钱治疗。由于这种欺骗裹挟了贫困、同情、无助等元素，所以这部分矛盾的捐助者都采取了一种折中态度，即只要将善款用于治疗，就不会追回。这些爱心人士的善良令人动容，他们对造假的宽容与同情，在道德日益滑坡的当今社会，无疑显得更加弥足珍贵。但也不得不说，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因为这种善良行为在本质上仍是对欺骗的纵容。尤其是在公共热点事件中，这种善良和同情的放大，会助长一种极其恶劣的社会风气，而这种风气就是经过包装的欺骗。经过包装的欺骗，比赤裸裸的欺骗更可怕。它们对社会信任的透支，实际上是对“爱心”的消费，这无疑会变相促使公众对爱心设防。在爱心和信任本来就已非常脆弱的社会环境中，其危害性不可小觑。

　　对于“策划新闻”，不管其打着多么高尚的旗号，有着多少不得已的苦衷，都不能成为其大肆欺骗的借口，也不应该被原谅。模糊是非的同情，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滥情，更不该被提倡。唯有追回善款，让骗捐者付出应有的代价，才是守护社会公德的最好方式。

　　（张松超/《中国青年报》2015-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