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做好减法亦为进　　在报纸广告市场持续遇冷的形势下，积极寻求转型突围的媒体负责人，大多将工夫花在了如何做加法上，比如加快多元经营

　　做好“减法”亦为进

　　在报纸广告市场持续遇冷的形势下，积极寻求转型突围的媒体负责人，大多将工夫花在了如何做加法上，比如加快多元经营的步伐、加大办新媒体的力度等。虽有所斩获，仍难尽如人意，而《楚天都市报》反其道而行之，重点做好“减法”，却成效立显。

　　据《楚天都市报》总编辑陈建文介绍，他们今年先是在发行上通过减少无效发行，节支1000多万元；继而通过裁减冗员，节支1000多万元；再通过适当压缩版面，又节支了1000多万元。他们还出台了十多项节支上百万元的措施，以及数十项节支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措施，均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瘦身”之余，该报并非不做加法：在新媒体的发展上也加大了力度，很快就取得了不俗的成效。

　　面对报业经营日益加剧的下行压力，在短期增收无望的情况下，《楚天都市报》选择的是先减压减负、卸下包袱。所谓“省下的就是挣下的”，他们用不到一年的时间，以扭亏为盈的结果，证明了自己当初的选择与判断是正确和明智的。与一些报社专注于做加法相比，相信《楚天都市报》的做法能给我们颇为深刻的启迪。

　　由此，我又想到，一家曾经很是红火的周刊，仅广告收入一年就有三四亿元，如今却在不知不觉中也成了媒体改革创新的看客。当自家媒体广告收入直线下降之时，竟毫无对策和办法，以致现在跌到了其巅峰时期四分之一不到的境地。进无法进，退无可退，这种境况的纸媒不在少数。

　　有人说，鸡蛋从里面打开的是生命，而从外面打开的，只能是人们嘴里的食品。其实媒体改革也是这个道理。凡是主动改的，靠不断激活内生动力、不断创新，才能抢得先机，受益良多；而被动改革的，总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便免不了事事落后，处处挨打。

　　在力争上游的当今世界，不进就是在退。而这个“进”当然应是张弛有度，有谋有略，有加有减。因此，多一点忧患意识，早一点认识到做“减法”也是为了更好地进取，我们也许还能给自己争取到更多喘息和谋求新发展的机会！

　　(中国广告协会报刊分会主任梁勤俭/《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12-08)

　　大众媒体不要试图裁判科学发现的对与错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大众媒体对一些科技成果动辄冠以“国际领先”“诺贝尔”级的成就等定性评价，仔细去读，发现作出评价的并非某个权威学术机构或者专家，往往是该项目负责人的自说自话。

　　长期以来，社会公众大多认为，媒体的科学报道是严肃的，很少有人对官方媒体表示怀疑。大众媒体在报道科学资讯的时候，必须做到描述准确、评价客观，确保真实。如果媒体对科学事实所涉及的环节描述出现差错，对社会的影响和对科学的伤害，都将是难以弥补的。

　　媒体报道公众关心的事件并用科学知识解释时，需要准确、客观和真实，避免采用“议题设定”的方法。大众传播学里有一个著名的“议题设定”理论，即“大众传媒通过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对另一些问题的忽视，以图影响公众舆论。公众会倾向于认同大众传媒关注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其给各个问题确定的优先顺序”。在传播学中，“议题设定”的重要性，不亚于自然科学中的牛顿定律。但是，用“议题设定”的方法报道涉及科学知识解释时，不仅伤害科学伦理，也伤害媒体自身。

　　除了媒体对科研需要谨言慎行外，我们更需要警惕一些学者与研究机构的操弄。比如，一些科研成果在未经同行认真评议的情况下，就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企图借此获取优先权和社会荣誉。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严重破坏了科学发展的正常秩序，并在某些媒体不恰当的夸大和舆论导向下，进一步助长了浮躁风气。科技成果或学术观点的被认可，本质上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不能靠宣传，更不能靠包装和炒作。

　　科学研究的过程，有其自身规律和方式。科研成果的取得，从来都是一个反复争论、不断修正和逐步渐进的过程，科研人员的争论，也是对现象、数据和结论不断修正的过程。大众媒体要以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养为己任。大众媒体客观报道科技发现是可以的，但不要试图裁判科学发现的对与错。一些媒体记者习惯采取简化论据、强化观点的写法，会误导社会对所取得科技成就的理解。所以，呼吁大众媒体不要过早参与报道科技成就；同时，大众媒体不要简单或过度参与涉及科研管理和科技进展的报道。

　　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随着一些社会边界的失守，在一些人与团体的专业策划下，部分记者与媒体充分利用媒体与记者的“自由裁量权”进行选择性报道，进行更隐蔽的宣传与裁量，这已经不是无意间用媒体的尺子衡量科研与其他专业问题了，而是怀着特定目的误导，甚至交易了。

　　（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李志民/《中国青年报》2015-12-09）

　　别都想着做“卫视”

　　互联网时代，改变了电视什么？或者说电视面临的挑战究竟是什么？首先的一个挑战就是互联网剥夺了电视的增长空间：既限制了电视的观众数量，也限制了电视所能获得的注意力。反过来讲，注意力的减少就必然导致广告减少。也就是说，互联网对电视是增量空间的压缩，甚至在争夺电视的存量空间。

　　但是，所有媒介的进化并不能够消弭原有媒介，只是会改变原有媒介，正如电视出现以后改变了广播，电视出现以后也改变了电影。电视最大的特点就是同步线性传播，这是互联网目前不太能做的。为什么现在排在前几位的电视台生存得比较好，就是因为它有自己的品牌约会性，而品牌的约会性必须靠线上，比如说将某天定为《奔跑吧兄弟》第一次播出，就有了一个时间的约定感。在互联网时代，电视的时间约会性反而高了。

　　于是问题来了，地方媒体，尤其一些相对弱势的电视台，不要去跟风制作和湖南台、江苏台、浙江台一样的内容，而是要做在一个有限的网状空间当中能够网状传播的内容。过去各台都在争全国市场，都想争最大的那块蛋糕，但是现在电视进入了分化传播的时代，全国市场的蛋糕争不了了。现在的这几大电视媒介平台实力雄厚，不是仅靠一档节目就能够和它们竞争的，所以应该走差异竞争、品牌竞争的路线。

　　中国的电视业应进入一个重新定位的时代，目前的定位都是取决于10年之前的那一轮竞争——都成了“卫视”，都想争全国市场。反过来讲，许多电视台如果调转车头进入另外一片蓝海，可能能够闯出另外一条路，这样在和互联网融合时，反而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尹鸿/《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5-12-09）

　　新媒体为何威胁不到日本报纸

　　在日本，报纸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的媒体，还是生活必需品。世界报纸和新闻出版协会(WAN-IFRA)今年6月发布的《世界报业趋势2014(World Press Trends 2014)》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全球发行量前三的报纸分别是读卖新闻(969万份)、朝日新闻(745万份)以及每日新闻(332.2万份)。同样进入排名前十的还有日本经济新闻(276.9万份)和中日新闻(253.3万份)。从中不难发现，尽管世界各国报纸的发行量逐年下降，但日本的报纸发行量不仅位居榜首，还占据着前十名的半壁江山。

　　尽管战后日本的新闻学界深受美国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延伸到报纸的发行制度上。与美国的报纸发行制度不同，日本的报纸主要是通过住户配送(Door to door delivery)实现的。日本拥有覆盖率极高的报纸配送站，这就使得住户配送占了报纸总发行量的九成以上，而零售只有不足一成。日本新闻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日本全国的报纸配送站为17609个，报纸的住户配送比例为95.19%，而通过便利店、报刊亭等公共场所零售的比例仅为4.28%。日本这样的发行制度就使得报纸与水、电、煤气一样是通过“特殊管道”(即送报员)挨家挨户送抵，并成为与水、电、煤气一样的生活必需品。可以说报纸不仅仅是日本人的“精神食粮”，更是日本人生活的组成部分。

　　虽然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仍然维持着超高的发行量，但再也无法回到1997年全年5377万份的峰值了。与世界很多国家一样，日本的传统报业也受到新媒体的冲击。但不同的是，新媒体并没有对日本的报业构成足够的威胁。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有如下3点原因。

　　首先，日本人对报纸的信赖度远高于新媒体。今年3月，日本通信调查协会发布了《2014年关于大众媒体的民意调查》。该调查数据显示，在信息源的比较上(百分制)，日本人对报纸的信赖度为69.2，仅次于公共电视台NHK，却远高于互联网(54.0)。同时，读卖新闻在10月11日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报纸必要”，特别是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更高达九成以上。因此，即使互联网与智能手机已在日本高度普及，但日本人依然选择报纸这一传统且值得信赖的媒体作为其获取信息的手段。

　　其次，日本人的版权保护意识非常高。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还远不如今天普遍的上世纪末，日本新闻界就已经意识到新媒体今后将对传统媒体造成冲击。因此，由报社、电视台和通讯社组成的日本新闻协会在1997年发表了《关于网络著作权的声明》。在声明中，要求互联网企业、电子媒体在转载新闻信息前必须取得报社、电视台或通讯社的同意，并注明转载来源，否则将视为侵权。这项声明在当时看起来十分超前，却为保护日本报业的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与此同时，读卖新闻、朝日新闻等日本各大报也都从那时起积极推动各自的新闻网站、手机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建设。虽然这点看上去与中国差不多，不过这些新媒体上的消息却并非完全免费——如果想要阅读完整的内容需要注册付费，而不像中国那样下载一个新闻APP就可以浏览一份报纸的所有版面。因此，尽管日本新闻界也在积极推动信息的数字化，但实际上还是在保护传统报业的发展。试想，与其花钱在小小的手机屏上读电子报，为什么不直接买大小适当的报纸呢？

　　最后，报纸是日本互联网时代的核心媒体(Hub Media)。在日本，除了NHK、共同社、时事通讯社外，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以及产经新闻这5份报纸基本垄断了日本的信息资源。除了因为它们在日本全国发行并拥有各自的驻外记者外，还在于这5大报纸旗下分别拥有自己的核心电视台(Key Station)和广播电视网。比如，读卖新闻和朝日新闻旗下分别拥有可在日本全国收看的日本电视台和朝日电视台，而二者所分别拥有的电视网则为各地方电视台提供新闻资源。在这样的新闻传播体系下，日本的新媒体在受新闻版权制约的同时，还受困于新闻资源的分配——因为不论怎样都跳不出这个体系。所以日本的新媒体发展并不显著，而能够让人记住名字的就更少了，除了雅虎日本这个扎根日本10年以上的网站外，近两年颇具知名度的就是与朝日新闻合作的赫芬顿邮报日本版，以及作为新闻APP的Smart News、Line News和Gunosy。

　　（日本东洋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博士生陈洋/《东方早报》2015-1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