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多端传播有何影响　　多端传播是指利用报纸、PC端、客户端、微博、微信等等进行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以多种方式在不同的终端及不同的平台

　　多端传播有何影响

　　多端传播是指利用报纸、PC端、客户端、微博、微信等等进行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以多种方式在不同的终端及不同的平台上为用户传达信息，使得用户能够在更加快速和有效地获得信息的同时，也能收获更愉悦的阅读、观看和使用体验。多端传播，良好的内容价值及用户体验依旧是关键，而大量的移动网民决定了移动端内容生产与传播的时效性和优先性。多端传播不仅仅是在各个渠道或者终端之间做整合、加法、叠加。好的内容点、有力的技术支撑、多样化的渠道、深刻的用户洞察是提高多端传播效果的必备条件。多端传播有助于带来良好的用户体验，需要进行内容和技术双重融合。内容生产是基础，形式和渠道选择是传播的关键，技术是内容多端传播的有力支撑，用户是多端传播中产生传播力和传播效果的关键要素。

　　多端传播的新闻生产形式，确实具有革命性的影响，许多传统的传播观念被颠覆，所带来的传播效果也是十分惊人的。多端传播充分利用了各个平台渠道的优势将内容更加全面、快速地呈现给广大用户，在满足受众获取信息需求的同时，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等媒体已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提升了自身的内容影响力。通过报纸、人民网PC端、手机人民网、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视频客户端、人民日报、人民网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传播，形成“移动端讲快、PC端讲全、报纸讲深”的既融合又错位的发展格局，也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融合产品。《人民日报》旗下的各类媒体，逐步尝试内容和技术双重融合，通过直播、视频、图文、H5等多种方式，聚合了优质高端内容，实现多端传播，融合发展，提升了自身内容的传播力、影响力和引导力，呈现出一股新的气象。

　　在目前多端传播的格局中，需要根据信息的类型及不同类别终端用户的媒介接触习惯选择传播方式，不同终端满足不同场景下用户特定的需求。移动端传播方式具有时效性、精准性和便捷性，采用基于场景的精准传播可能会带来较好的用户体验。技术、渠道及终端的选择都是为了方便内容抵达用户，用户是否接受内容取决于内容能否满足用户的需求，并为用户带来价值。在多端传播中，仍要注重对优质内容生产的投入，注重话语体系的不断创新，生产出适合不同终端传播、不同用户需求的个性化内容产品。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生导师、教授王秋菊/微信公众号“传播观察”2018-05-24）

　　解读类文章的“词频效应”

　　近几年，以词频为主线的解读类文章不断涌现，其新颖、易读的形式深受读者喜爱。再通过可视化处理和新媒体的传播，可以轻松收获可观的阅读量和转发量，因此也成为全媒体记者写作时的标配。

　　此种写法多见于对政策、报告的解读，如《十个关键词解读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改革与创新是高频词》《2017政府工作报告高频词出炉：改革最多》《31地政府工作报告：“创新”成高频词 提及1322次》，等等。这些文章一般在会议结束、报告发布后的半小时内快速推出，在第一时间对几万字的内容进行关键词梳理，使读者加深记忆和理解。

　　这是词频效应在起作用。词频效应（word frequency effect）在各种文字系统中，都得到了大量证实，它是指人们对高频词的识别快于对低频词的识别。心理学家福斯特的搜索模式认为，在心理词典中，词条的排列顺序是从高频词到低频词，而词的认知是通过搜索达到的。由于高频词比低频词较早被搜索，所以高频词比低频词被认知得更快。心理学家高夫则认为，人们在认知高频词时可能只需通过视觉表征而达到心理词典的词条，所以认知高频词比认知低频词快。

　　另外，词频解读在生活、娱乐方面也被大量使用，主要是对名人或其作品进行分析，从而提升读者对关注对象的认知。如文章《我爬了咪蒙的278篇文章做词频统计》；再如，有人统计过歌手汪峰的117首歌曲中最常用的词语，如形容词排名前五的分别是孤独、自由、迷惘、坚强和绝望，名词排名前五的是生命、路、夜、天空和孩子，就此分析其作品风格为“在忧郁中呼唤希望”。

　　这种写作方法的好处不言而喻，通过词频统计将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进行排序，可以清晰地勾勒出所要解读内容的重点并加以分析。其表现形式要么是直接使用词语出现的次数强调关键词的重要性，要么是通过次数选出前几位的关键词并加以深度解读。前者的代表作有2018年《新京报》的《政府工作报告“改革”一词出现97次 是历年最多一次》和2015年《华商报》的《盘点政府工作报告高频词：发展提134次改革86次》；后者可参见2018年《新京报》的《一图读懂政府工作报告 今年政府工作有10大关键词》和2017年《湖北日报》的《政府工作报告关键词：“改革”一马当先》。

　　这些文章首先满足了读者快阅读的习惯，现代读者需要更为便捷、快速地了解所读内容的重点，通过软件排出的词频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进行发布，满足读者需求；其次，在面对信息量较大的政策、报告或多篇文章时，词频统计可以很好地加深读者的印象；再次，作为解读的一种方式可以和其他信息相互补充，形成立体的信息传播格局。

　　（中国妇女报社谢威/《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6-04）

　　什么是订阅“漏斗”

　　“订阅漏斗”这一概念常被应用于将普通读者转变为订阅用户的过程中。The Virginian-Pilot的网络编辑和数字策略主管Erica Smith以其数字订阅漏斗为例，展示了漏斗的五个层次。

　　Smith认为，订阅“漏斗”的第一层是“品牌认知”，即访问我们网站的读者数量，尤其是本地读者。读者“如何知道我们”很重要。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都是建立读者认知的有效工具。这一阶段的工作主要依靠新闻编辑室，通过内容吸引读者访问网站和数字产品。

　　第二层是“参与度”，即读者阅读了多少页内容、花费了多长时间，以及有多少读者再次访问网站，这些都和新闻评论一样，是衡量读者参与度的重要标准。

　　第三层是“注册”，这一阶段的目标更加依赖于除新闻编辑室以外的其他部门，读者注册的目的不单是订阅，也有可能是为了获取新闻信息或者评论权限。

　　第四和第五层是“转化留存”，Smith说，这一阶段主要考虑数字订阅，以及如何留住这些订阅者。

　　与数字订阅漏斗对应，读者也有一个类似的漏斗形发展阶段。第一层是偶然读者，指那些使用频率在每月一次的读者；其次是有兴趣的读者，每月访问次数在2到4次；月访问次数在5次以上的即可称之为忠实读者，而“可以转化的读者”是指那些在过去一月内开始数字订阅的人，“订阅用户”则是在一个月之前就开始订阅的读者。

　　（来源：微信公众号“全媒派”/2018-06-07）

　　让流行语成为正能量的载体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流行语热起来。这些流行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时代的发展进步，也折射出人们的精神气质。

　　一个语汇的背后，往往涉及一系列的价值判断。现实生活中，有一些网络流行语只是热衷于简单粗暴地“贴标签”，传递极端的情绪、使用夸张的表达，渲染或消极或焦虑的心态。这样的语汇如被滥用，难免给社会心态造成不良影响。不论是“隐形贫困人口”还是“逃避性沮丧”或是“口头学渣”，这些网络热词看似调侃，实际上却是用贴负面标签的方式传递着焦虑，不经意间放大了一部分并没有那么大的负面情绪。

　　传播学概念“沉默的螺旋”，是说当人们发现自己的观点处于少数或者容易被批驳时，会选择沉默来防止被孤立。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对媒体的影响增大，有学者提出“反沉默螺旋”现象：曾经的“一己之见”“片面认识”“表面意思”，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条件下，反而比以往更容易传播。一些网络流行语，正是因为抓住了人们对困难际遇、负面情绪的代入感而走红。我们需要认识到，被情绪裹挟的判断不会令人信服，被标签标注的生活无法让人热爱。更何况，正如短暂的阴雨不能反映整年气候，一两个情绪化的热词，也不足以勾画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全貌，更无法给我们解决问题提供精神动力和实践方法。

　　网络热词的生命力，不在于会不会吸引眼球、是不是引人发笑，而在于有没有创造出社会价值、能不能经历时间的沉淀。从“任性”一词写进政府工作报告，剑指权力使用乱象；到“APEC蓝”来之不易，成为环保重要目标；再到“工匠精神”热度不减，一系列利好举措出台……这些经久不衰的流行语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在于兼具了有效、有用、有趣的属性，既反映时代又推动时代的改变。而那些价值导向负面的流行语，终难逃昙花一现的命运，在大浪淘沙之后被人遗忘。

　　（盛玉雷/《人民日报》2018-06-06）

　　西方新闻观：精致的意识形态迷思

　　西方新闻观多指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新闻意识形态。这套意识形态经过长期演化，已经成为一套精致的意识形态“迷彩服”。它不仅在西方社会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还以“普世”的名义行销全球。

　　西方新闻观是由一系列概念嵌套起来的观念链条。诸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第四种权力”“新闻客观性”等，皆是西方新闻观中耀眼的概念。西方新闻观是西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上是为西方主流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统治服务的。西方意识形态的核心功能在于“解释”和“辩护”，其所设定的一套说法限定了人们的思考方式，使得打破它所设定的框架，以另一种不同方式感知事物变得特别不易。从意识形态设计上看，西方新闻观的设计可谓是精致而富有蛊惑性的。

　　首先，西方新闻观并没被设计成一座封闭的价值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价值岛链。西方新闻观与西方社会的民主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打通，形成了庞大的意识形态岛链。西方新闻观中的“新闻自由”“第四种权力”等核心概念，与西方民主政治的价值逻辑对接，与国家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勾连，形成了一个自圆其说的逻辑闭环。

　　其次，从形式上看，西方新闻观可谓是一个“美丽传说”，其强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强调媒体独立性和专业规则，强调媒体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抗衡。但实际上，西方新闻观这些理想化的口号与现实之间存在巨大鸿沟，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巨大张力，而且说一套、做一套，极具欺骗性。

　　最后，西方新闻观本是西方媒体圈内部的意识形态，后来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进而成为超时空的所谓普世意识形态。西方发达国家不满足于其新闻观在国内的传播，将其包装成为超越时空、获得批判豁免权的超级意识形态，并凭借强大的传播能力，将之行销到西方社会之外的地方。为实现此目的，西方国家采取了“一揽子”的输出计划，它们将政治、经济、文化等捆绑在一起，非西方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若要获得西方国家的帮助，就必须将这些被西方国家打包的“礼物”一齐收下。就这样，西方新闻观搭上经济全球化的顺风车，被输送到世界各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涛甫/《光明日报》2018-0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