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　　网络空间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并且其中一些已经成为全球经济

　　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

　　网络空间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带来便利性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新问题，并且其中一些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瓶颈和新风险，当前网络空间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主要有以下方面。

　　网络空间存在公域和私域的属性之争。即网络空间到底是全球公域还是具有网络主权的私域？如果网络空间存在国家主权的话，主权的范围如何界定，以及以什么方式实现网络主权？美国等国认为，网络空间是全球网民互动和网络资源链接而形成的全球性虚拟空间，是全球公域，应采取多利益相关方的治理模式，反对国家及政府间国际组织来主导网络空间治理；而中俄等国则强调，任何国家在信息领域的主权都不应受到侵犯，网络空间治理必须尊重网络主权，并要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

　　在技术层面上，因互联互通的本质要求，网络空间无法成为独立的国内私域，而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网络空间也无法成为单纯的全球公域。所以，将网络空间界定为公私兼具的混合场域才是合理的认知。

　　治理主体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分歧。网络空间不仅拓展了权力的范畴，而且改变了权力的分配结构。一方面，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因利用了网络的资源价值和工具价值，使自身在网络空间中的实力和话语权不断提升，从而获得了与国家行为体在某些层次上的对话能力；在某些技术性很强的领域，非国家行为体的实际影响力已超越国家，从而导致了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治理主导权的斗争。另一方面，在各国之间，网络空间中权力的固化和权力的转移趋势并存。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在网络空间中具有天然的先发技术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优势”和“实力优势”，将会进一步固化这种分配格局。然而，在移动支付等数字领域，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不断形成的特色和优势，获得了这些领域中规则制定的部分话语权和影响力，国际政治权力发生了转移，引发了相关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摩擦，而这是网络空间治理中各方矛盾的主要来源之一。此外，网络空间治理还涉及对技术派生资源和新型紧缺资源的控制权和分配权。网络的互联互通性要严重依赖IP地址、域名等关键的虚拟逻辑资源，这虽然是网络空间中的一个技术领域，但是资源的稀缺性导致了“谁控制这些资源”“这些资源如何分配，分配方式是否公平、透明”等争论。

　　治理主体之间价值观的分歧。作为一种工具，网络的属性是中性的，但网络的技术工具身份背后，反映的却是各种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技术精英和大型企业更关注互联网的开放、自由和自治，不愿接受任何来自第三方的监管。而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之一，政府期望应用网络来维护其主流社会价值和社会秩序。此外，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水平和文化价值标准中，相同的信息技术可能以迥然不同的方式被采用。

　　数字鸿沟削弱了治理的合法性基础。网络虽然具有开放性、平等性等特点，但随着网络受众不断增加，网络空间却加剧了新的不平等。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世界上近53%的人口没有使用互联网，其中近75%不使用互联网的人口集中在非洲，只有21%的欧洲人不使用互联网。数字鸿沟的存在，不仅导致此前的贫富分化问题变得更加固化和复杂化，而且由此成长起来的少数巨无霸企业不仅掌握了重要的战略资源，还间接代理行使着行政管理的自由裁量权。基于这种现实，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多利益相关方模式下，多数网络弱国及其企业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所以，多利益相关方模式虽取得了部分共识，但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问题值得认真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那朝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08-29）

　　数据已成为新时代重要的执政资源

　　一场由大数据引发的变革正在中国迅速扩展开来。数据已经和枪杆子、笔杆子一样，成为新时代重要的执政资源，为此，我们提出，要从党管媒体走向党管数据。党管数据重点是要理解好“管”的内涵：

　　一是管好方向，促进发展。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应该是党管数据的原则。新生事物首先要鼓励发展，管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因此，党管数据是管方向、管发展，促进数据的开放、共享，而不是简单地“控”制数据。在可预见的将来，只有“党”能够强制推动数据的开放共享，真正做大做强中国的大数据产业。

　　二是管好规则，保证安全。规范使用数据，需要界定基本规则。比如，哪些数据是私人的、哪些是公共的？平台产生的数据是否属于平台？一定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明确形成规则，铸牢党管数据的基础，保障数据安全。

　　三是管好人才，汇聚力量。据统计，中国大数据人才缺口至少达150万。因此，管人才，一方面是升级，提高领导干部数据基本功，使其善于获取数据、分析数据、运用数据；另一方面是聚拢，用符合大数据产业的方式和模式把优秀的数据人才聚拢到党的事业周围，助推数字经济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人民网党委书记、总裁叶蓁蓁/人民网2018-09-09）

　　社交媒体倒灌新闻的传播机制

　　与传统媒体信息采集、编辑和传播机制相比，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倒灌信息传播机制有很大不同。

　　首先，从信息源看，传统媒体采写的信息主要有政府、企业和社团等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以及记者根据新闻线索亲临一线采写的信息，倒灌信息则为传统媒体提供了“另类”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是通过微博爆料和QQ热线直接从爆料者获取的信息，来源于亲历事件的公众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往往是“某个片段”“自己亲历的某个瞬间”或来源于“小道”的信息。

　　其次，从议程设置情况看，社交媒体一定程度上操纵了对传统媒体倒灌新闻的议程设置。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传统媒体的议题设置往往取决于当下新闻热门话题、宣传部门指令、媒体机构编辑经验和新闻记者经验，而在社交媒体信息倒灌成为传统媒体新闻的过程中，社交媒体信息发布者成为最初的新闻“把关人”。

　　最后，受信息源和议程设置方式的影响，社交媒体倒灌新闻的传播路径也与传统媒体有显著不同。传统媒体信息传播路径遵循着“记者采写—编辑—受众”的传播路径，而社交媒体倒灌信息的传播路径呈现了较为复杂的局面。一般情况下，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倒灌信息会遵循着“事件爆出—社交媒体披露—传统媒体跟进报道”的路径，新闻原生事件经社交媒体充分酝酿、传播和翻炒，形成相关舆论热点，之后逐渐进入传统媒体报道的视线，并经传统媒体记者进行深入采访，然后进入传统媒体信息传播路径。但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社交媒体倒灌的信息往往是热点敏感信息，极易形成社会舆论的焦点，因而这种倒灌信息往往有一个舆论发酵的阶段。在此阶段，社交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交织、深入互动，推动着事件真相的深入曝光，从而形成了“事件爆出—社交媒体披露—传统媒体跟进—社交媒体持续爆料—传统媒体持续跟进并深入报道”的信息传播路径。在此过程中，甚至还会衍生出颇具戏剧性的反转新闻，特别是一些影响力强的主流媒体的跟进调查报道使得新闻事件出现180度的大反转，使得社交媒体倒灌信息呈现更为复杂的传播局面。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申中华/《中国出版》2018-08-20）

　　作品标题该怎样保护才适度

　　对作品标题给予版权保护可以激励作者绞尽脑汁地创作出更有新意的标题，以与现存作品相区分，这一点无疑是有益的，但弊端似乎非常明显。首先，无论某个标题多么有创造性或蕴含了作者多少智慧性成果，但因其篇幅短小，不可能具有表达思想感情的必要长度和深度，因而很难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高度。同时，过于简短的标题，更可能构成思想与表达的合并，在这种情况下，表达无法提供新的东西；或者说，表达没有给基本的思想添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除非是打上作者独特个性标签和具有典型特征的标题，才有可能具备作品的门槛性要求——独创性。其次，赋予一些短语或有限的词语组合以著作权，无疑会造成限制人们自由表达的羁绊。这种垄断的极致还会间接造成作者对某个独创性思想的垄断。这显然是与著作权法激励创作的宗旨相悖的。最后，赋予简短的标题以著作权保护，很可能会造成公有领域的萎缩，并刺激寻租行为，最终导致创作素材的枯竭，这显然也违反了著作权法设立的初衷。

　　但是，如果对于一些具备独创性的标题不给予保护也有很大问题。首先，过度开发一些具有价值的标题会形成“公地悲剧”。例如，“十万个为什么”本是一个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标题，但因为过度跟风模仿，导致市场上充斥着各种标题为“十万个为什么”的书籍，鱼龙混杂，给消费者选择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同时，过多的资源投入这种毫无意义的跟风模仿中，既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也没有创作出社会所需要的高质量作品。其次，剥夺某些可以赋予著作权保护的作品标题可能会造成具有重大价值作品的“淡化”。试想，如果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地用“射雕英雄传”这一题目创作武侠小说，相信用不了多久，金庸先生创作的经典作品就会因人们的随意使用而价值贬损甚至污损，这显然与著作权法保护原创的目的不符。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后邱治淼/《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8-30）

　　网络时代如何保障“离线权”

　　在网络时代，人们是否拥有“离线权”？之所以亟须探讨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的即时通信工具已经不再是“日活”“时长”“用户数量”这些维度可以诠释的了，必须以社会化的视角去审视，尤其是审视其对社会行为与心态的负面影响。比如，微信促进了交流却可能拉低了效率，密集沟通与碎片信息让专心致志的思考愈发奢侈，疲于应付的必然结果就是好生忙碌却脑中空空。

　　技术改变世界，但当信息技术产品全面渗透到工作生活日常的每个细节、每一分钟，其正面效应不升反降，负面效应屡屡发生。马斯克甚至直言：“人工智能是人类文明最大危险。”此种“反电子乌托邦”的思路或许过于悲观，但我们有必要对科技负面性抱着更全面深刻的认识。有两组耐人寻味的数据：去年上半年，国人在社交媒体上花费的时间，足够建造109座金字塔。而要问这“建造109座金字塔”的时间，大家都做了什么，又留下了什么，似乎人人都会一时语塞。越来越多人在沉重的信息负累和“缰绳”中体悟到：人为机役，人为群役，一定不是社会的福音。

　　人类与技术，需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就拿工作来说，去年1月1日，世界上首个保障员工“离线权”的劳工法已在法国正式生效，规定聘用50名员工以上的公司，不能在员工下班后发邮件，员工有权利“已读不回”。这些规定虽不能照搬，但对中国社会不无启示意义。“效率就是生命”，但更应懂得务实高效、张弛有度，才是更为科学的发展节奏。倡导保障“离线权”不单单是给人们的生活留白，更是保障人们能够及时从网络世界中探出头来，清除信息垃圾、保持头脑清醒。

　　（崔文佳/《北京日报》2018-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