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媒体融合就是主流媒体的互联网化　　对媒体融合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几乎是每隔一年多就会有一个重要论述。把这些论述串在一起，最核心

　　媒体融合就是主流媒体的互联网化

　　对媒体融合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几乎是每隔一年多就会有一个重要论述。把这些论述串在一起，最核心的东西，是把媒体融合的战略目标锁定为主流媒体的互联网化。因为从媒体融合的初衷来说，总书记讲的就是要尽快掌握网络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个关键，媒体融合的目标就是主流媒体在网上占领阵地，而不是很多同志考虑的其他目标。

　　之所以要这样来思考这个问题，原因在于，实现媒体融合，是我们党能不能够在网上继续引导舆论、以网络传播来统一党和人民的思想的关键问题。

　　对于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思想，总书记也一再强调，要强化互联网思维，掌握互联网规律。他在多个地方都提到要适应信息化的要求，强化互联网思维，提高对互联网规律的把握能力；他还提出，将如何通过互联网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服务群众，作为我们应用互联网的主要方式、方法和目标。在最近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他还指出，我们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的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综合习总书记对媒体融合的相关意见、思想、论述，我想我们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结论：推动互联网化。对于媒体融合的路径，总书记也有具体的指示，概括一下就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什么？就是互联网化。也就是说，把主流媒体的运作平台、运作方式逐步地转移到互联网上来，按照互联网的运作方式去发展。

　　在未来，我们的目标、中央的目标，也是通过媒体融合，打造一个立体多样的融合发展现代传播体系，而现代传播体系的基础就是互联网。这些重要的指导思想，对于我们下一步确定媒体融合的目标，进而按照互联网化的方向具体推进，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导，中宣部媒体融合专家组成员宋建武/人民网2018-09-11）

　　如何为算法植入价值观

　　算法不是洪水猛兽，沉浸度好的传播产品也绝非等同于白粉、摇头丸。问题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我们如何为算法植入价值观，如何为极易产生沉浸感的算法型产品加入干预和提醒机制。换言之，我们应该拥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算法革命，构筑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型算法发展的战略，强调智能型算法的价值观，为沉浸式产品植入必要的干预机制，确保其朝着有益于个人和社会的方向发展。笔者认为，这一战略应该包括三大支柱性举措：

　　一是让智能型算法全面进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发展我国在人工智能算法领域的技术和产业能力，促进人工智能技术向整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渗透——不仅仅是互联网新媒体企业，也包括政府、学校等公共部门。因为只有社会各方的全方位参与，才能造就多重价值逻辑的互相作用与互相协力，单靠互联网企业一方的努力，社会价值观的植入必定是不完整的。

　　二是注重人工智能型算法时代全民的科技素养与新媒体素养的教育，以更为良性的社会文化准备迎接社会的经济、文化与生活的变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让教育和培训体系跟上时代发展，密切监测用户与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普及新媒体知识，培育新型人才。在当前的过渡期要发布相关的社会指引等普及性读本，并组建必要的社会干预与保障系统。

　　三是确保国家具有与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相适应的伦理与法律框架，包括阐明算法型服务、沉浸式产品的产品责任规则的适用，深入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新挑战和新问题，通过国家力量、社会力量与互联网企业的协同，促进利益相关方的交流合作，从而制定出人工智能型算法服务与沉浸式产品的伦理指南。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喻国明/《光明日报》2018-09-21）

　　传统媒体转型城市服务商要解决三方痛点

　　在传统媒体尤其是市场化传统媒体“二次销售”商业模式式微的背景下，经营收入“断崖式”下滑，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没有市场化能力的传统媒体只能选择“关门”，而具有较强市场化能力的优质传统媒体会利用政府资源优势和本地化优势积极转型为城市服务商。

　　所谓城市服务商，是指基于互联网等新技术和超强的服务能力，作为政府、创新创业者和社会资本三方有机对接的平台和中介，主要做好三项工作：其一是面向政府承接政府外包业务，在提供相关服务的同时完成政府部门的相关任务；其二是面向创新创业者提供高质量的政务等各类服务；其三是对接社会资本为有潜力的创新创业者提供融资服务。

　　基于上述服务，城市服务商的主要收入来自政府服务外包费用、政府提供的各类奖励、创新创业者的增值服务、投资收益。短期内，主要收入来自第一和第二部分；中期内第三部分的收入会是很大的增量；长期内投资收益有可能成为重要收入来源。

　　创新创业者和政府的真实痛点在于：一是创新创业者规模小、实力弱，一方面难以有效掌握各种政策，更难以知道自己是否符合扶持政策标准和通畅地申请政策支持；另一方面难以进行融资，这就需要城市服务商通过众创空间来为个体和微型的创业企业提供免租的办公空间和整套的创业服务，并通过与社会资本合作来解决创新企业的融资难题。二是政府部门囿于人员数量、专业能力等制约因素，难以有效地甄选出需要扶持的对象，即使能够有效地甄选出需要扶持的对象，但往往成本巨大。而城市服务商可以通过组织由专业投资人和专家担当评委的创业者大赛和众创空间，一方面能够通过专业人士的专业意见筛选出真正代表产业发展方向的、有潜力的扶持对象；另一方面也能通过众创空间汇集足够多的创新创业者。因此，城市服务商既了解政府需求又了解创新创业者且熟悉社会资本，作为能力较强的平台来有机连接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本，通过政府服务外包的方式提升政府扶持的精准度和效率，进而有效解决政府、创新创业者和社会资本的共同痛点。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高级经济师郭全中/《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8-09-18）

　　什么样的舆情最有“杀伤力”

　　我们可以从两个维度看待舆情影响力的问题，一是在哪里发生；二是在哪里传播。

　　先说发生的位置：如果舆情发生在某个企业——也包括个人或者国家——的核心产品、核心服务或核心人物上，造成的影响会很大。

　　一位外卖企业的负责人曾经问我：有人曝光了他们的送餐小哥撞人的事情（当然，被撞者只是受了轻伤），是否会酿成大的舆情？我说不会。因为这不是发生在它的核心产品或者核心服务上的问题。送餐平台的核心产品要求是食品卫生——作为平台方，有责任保障从它那里送出的食物吃了不闹肚子。所以，两年前央视“3·15”晚会曝光了饿了么平台上的黑餐馆，引发了这个企业乃至行业的震动。另外，如果一家外卖平台送餐永远迟到，这也是个大问题。准时送达，是平台同样应该负担的责任。总之，在自己最擅长或者最得意的地方出问题，是最大的悲剧。

　　再说传播的位置：只要不在主路径上，舆情影响力就不可能太大。

　　主路径指用户集中的地方。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是主路径；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是主路径；在搜狐和一点资讯APP，首页首屏是主路径；而在微博上，热搜榜和大V转发是主路径。面对舆情最简单也是最现实的处理方式，就是尽量不要让它出现在主路径上，或者尽快从主路径上“降维”。

　　主路径思维，是典型的用户思维，抓到用户就有一切。而用户思维，又是互联网思维的核心。这个逻辑，不仅适用于舆情的处置，同样适用于品牌的公关。

　　疏导好舆情可能影响到的重要人群，这是主路径的另一个概念。如果它传递到了你的领导、家人或者重要合作伙伴那里，尽管人少，但后果可能很严重。这就需要在第一时间做出沟通、取得对方的理解。互联网——特别是移动端，让“日报”变成了“秒报”，遵循“黄金N小时”的处置定律，要比犹犹豫豫、拖泥带水付出的代价小很多。

　　（一点资讯总编辑吴晨光/微信公众号“一点晨光”2018-09-16）

　　警惕自媒体“虚假繁荣”

　　自媒体说到底是做内容生产的，怎么生产内容、生产质量如何，关系到它的商业模式是否成立。以此来看的话，一些自媒体的确面目可疑。不知何时开始，市面上出现了一种“做号”模式：不久前，也有一家上市公司花38亿元收购某自媒体公司，令人震惊的是，这家公司旗下有981个公号，却只有50名编辑人员，平均每人要打理近20个公号；几天前，有媒体报道山东出了一个“新媒体村”，大量农民被公司雇佣，经过简单培训，就化身自媒体写作者，月入过万元。不难看出，所谓“做号”，就是以追求流量为目的，以复制粘贴为手段，进行批量化、低俗化内容生产的模式。值得追问的是，据公开资料，苏州梦嘉全部员工才700人，却打理着4000多个自营媒体账号，是不是也存在“做号”的嫌疑？

　　“做号”模式之所以能够出现，背后蕴含着不同寻常的价值取向。放眼现在的网络自媒体，有的公号质量奇差、粗制滥造，却动不动就能收割“10万+”；一些公号坚守原创、提升品质，却并不受市场待见。当然，这里有阅读兴趣的因素，比起严肃内容，人们天然喜欢简单直接的东西。但是，当资本也唯“流量”马首是瞻时，就有点不大对头了。这方面，腾讯投资自媒体“差评”的事件颇具代表性。腾讯是提倡原创质量的平台，而“差评”长期蹲守知乎、微博等各平台，东扒西扒、改头换面，毫无原创力可言。这或许在无意中说明了，即便是在互联网巨头眼里，“流量”也比“质量”更重要。

　　“做号”扰乱内容生态和舆论环境，具有相当大的知识产权风险和运营政策风险。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内容产业有其特殊性，它不仅仅是一种传媒商品那么简单，而且承载着人们在文化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要坚持服务与引领并重。内容产业不能只有“流量思维”，传播力当然很重要，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同样重要。作为自媒体平台，在进行内容推荐和分发时，要不断改进甄别技术、加强分析判断，鼓励有品质的内容；对资本来说，选择投资对象时，不要被自媒体一时的流量所惑，内容的核心竞争力最终还是来自稳定而有质量的生产机制；对管理者来说，要加快新兴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设，特别是加大知识产权侵权违法行为惩治力度，让侵权者付出沉重的代价，让“标题党”无处遁形。现在，“做号”“洗稿”有恃无恐，很重要的是原因就是代价太小。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移动互联网时代，自媒体的确红火，很多上市公司正是看到了这一“风口”，才纷纷跟进。但其中有多少自媒体是虚假繁荣，值得深思和警惕。以前的“信息焦虑”，是人们找不到太多信息，现在则是找不到有效信息。那些奔着“做号”而去的，不一定真的就站上了“风口”。

　　（扶青/《南方日报》2018-0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