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04日 星期五
首页>传媒视点 > 正文

传媒视点(2019年2月上)

2019-02-28 10:13:41

来源:青年记者2019年2月上   作者:

摘要:  媒体融合发展需要把握三种思维  深刻把握社会治理思维。随着互联网成为社会基础架构的重要环节,媒体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泛化,从新闻宣

  媒体融合发展需要把握三种思维

  深刻把握“社会治理思维”。随着互联网成为社会基础架构的重要环节,媒体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泛化,从新闻宣传工具扩展成为社会发展和治理的基础平台。因此,在传统媒体转型发展的过程中,主流媒体不应仅仅把自己定位为内容生产者、信息传播者,而是应该着力建设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的综合信息平台。基于新媒体技术的扁平化、互动化特征,媒体融合发展使得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简化、成本降低,一方面有助于为各方参与社会治理开辟路径和通道,促进社会治理的方式转型和观念更新;另一方面,媒体融合发展特别是创新建设县级融媒体中心,又有助于政府了解民众需求和反馈意见,为社会治理措施的出台和改善提供有效助力。

  深度理解“数据思维”。充分重视数据,提升数据的支撑能力。媒体融合发展要求内容生产必须以数据作为基础支撑、对数据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内容生产与用户数据紧密联动。

  充分了解数据功能,把握用户的行为特征。融媒体平台可以对每一个用户接触和使用媒介的所有行为进行记录,因此收集到的用户反馈是全样本。基于对全样本用户数据的深入分析和挖掘,从业者可以精准地了解用户的行为特征,从而实现对象化、个性化传播。

  积极培养“产品思维”。产品端的变化,才是主流媒体真正实现融合发展的标志。其产品必须改变传统媒体内容的单一表现形态,实现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媒介形式于一体,真正做到“产品融合”。同时,内容创作者要深谙用户消费心理,精心策划选题,依托技术支持使创意设计落地,才能生产出用户真正满意的产品。只有内容生产环节真正有了不同于传统媒体时代的产品输出,媒体融合才能真正发挥整合媒体资源、完善公共服务、改进社会治理的功能。

  在落实“产品思维”的过程中,媒体融合发展还要有强烈的技术前瞻意识。在我国媒体融合发展快速推进之际,通信技术也将迈入5G发展阶段。与目前相比,5G时代的网络传输速率、安全性、灵活性都会有明显提升,移动化、场景化将在媒介使用中更加普遍。媒体融合发展必须着眼未来,理解用户在不同场景的消费需求,把握“面向场景、移动优先”的理念,为未来的发展留下充足的后劲和空间。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光明日报》2019-01-21/执笔:胡芳 崔林 汤璇)

  县级融媒体建设优秀案例有哪些特点

  1.依托各自省市已有的“中央厨房”平台的技术支持,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民生服务”于一体,统筹整合传统媒体渠道,侧重布局新媒体,实行“两轨”并行、并步同驱、深度融合,相互补充、各具特色,充分发挥全媒体平台优势。

  2.充分利用县级优势,一方面向上打通传播渠道,通过“中央厨房”与省、市媒体互联互通互动,让县级新闻走出去;另一方面,向内与县、乡、村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宣传平台融合,构建新媒体传播矩阵,实现同频共振,二次传播,放大传播效应。

  3.坚持内容为王,聚焦群众身边的人和事,深入基层,利用短视频、直播、H5、VR等传播手段,鼓励创新,打造精品内容,以此重获关注。

  4.根据各地不同的发展需求,成立一套符合县情、更具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中长期规划的融媒体平台系统,实现各项功能效益的最大化。

  5.在充分运行维护好原有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的基础上,根据融媒体的发展需求,强化设备升级改造,提升技术支撑和服务保障。有机统筹内容汇聚、多工具生产、融媒体管理等所有生产环节和发布流程,利用大数据和软件技术,实现一次采集,多次生成,多维发布。

  6.注重人才队伍建设,并以此作为媒体融合的重中之重,实施“对外引进”和“内部培养”配套机制。通过特殊政策、待遇、渠道,引进、留住特殊人才,解决融媒体人才短缺的问题,同时加大新闻工作者的培训力度,增强融媒体思维,打造高尖人才,突出“一专多能”。

  7.注重强化融媒体的服务功能,推出便民服务板块,覆盖群众日常出行、饮食、生活缴费、医疗等服务,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8.创新体制,实行事业企业一体化。采取深度融合、高效运行的办法,宣传部门的党委和企业董事部门双层决策,形成事业、企业一体化的发展组织架构。对员工实行分类管理,量化绩效考核标准,激励员工活力,化解员工稳定和晋升的难题。

  9.认清融合趋势,把推动县级媒体转型升级作为战略工程,加强和改进基层宣传思想工作,推进县级媒体融合改革先行。

  (王超 陈艺茹/微信公众号“清博舆论”2019-01-16)

  原创才是收费理由

  目前除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等几家极少数较具声望和影响力的传统媒体外,几乎还没有其他传统媒体通过“付费墙”模式获得盈利的案例。这说明,在“付费墙”策略中,真正成功的不是“付费墙”模式,而是报纸的金字招牌,以及高质量、专业化和不可替代的原创内容。

  反观我国报业,“付费墙”、客户端我们样样推行;融媒体、人工智能更是如火如荼。然而,盈利一词好像总是离我们那么近又那么远,看似就在眼前,却又有所不及。

  《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每日镜报》《朝日新闻》等报纸在当今报业衰败的环境中得以生存的秘诀就在于良好且独具特色的原创内容。尽管它们在寻求盈利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产品形态和获利方式有所不同,但不管是收费也好,免费也罢,简单粗暴或是处处开花,内容始终是维护报纸获取利润的核心立足点。而我们报业目前很多内容仍处于通稿、转载满天飞,原创、“精雕”占比不多的环境中。

  这导致受众在选择新闻的过程中找不到付费阅读新闻的理由,价格与价值的不相匹配更让“付费墙”真正成了一堵受众和媒体间无法跨越的钢筋水泥墙。

  (张博/《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1-15)

  智能电视用户被强制观看节目是平台强权

  跨年夜,江苏、四川、山东、广东、山西等地的网友反映,在使用有线电视、IPTV等平台观看卫视跨年晚会的过程中,突然出现江苏卫视跨年广告,紧接着自动转台,连遥控器都失灵了。江苏卫视声明称:CIBN酷喵影视客户端引导智能电视用户观看插屏广告的推广行为,是为了提高其独家网络内容的播放量,酷喵影视已就此致歉。

  三个疑问接踵而至:第一,“为了提高其独家网络内容的播放量”,各家软件就可以霸王硬上弓吗?如果这样的行为不被遏止,此举会成为各家卫视拓展收视和流量的新“杀手锏”吗?第二,有线电视、IPTV,乃至VIP类播放软件,消费者不是无偿使用,在收费之后仍发生这种单方的强制转台行为,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置于何地、公平法治的市场规则置于何地?此外,当事方没有一家意识到此举的恶劣和嚣张,仅表述为“进行了一次插屏广告的推广,让用户误以为产生了跳端行为”——相较于流量背后的实际收益,这种“关机重启”或才能解决的霸道推广,还不够极端、还不值得反思并警惕?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用户体验问题,而是有预谋有执行的疑似强制性文化消费。

  在成熟市场机制之下,一个共识越发清晰:在没有消费者许可、在没有对等利益交换的合同前提之下,任何商业流量的独霸式强卖行为,都是法理情理上的“耍流氓”。在流量变现的事实语境下,软件平台如果联手节目方利用垄断性地位强制营销,这样的“市场占有率”与收视造假又有何异?在利益瓜分大戏中,互联网观众反倒成了砧板上的鱼肉。

  智能电视用户被强制观看跨年节目,背后的平台强权之恶,是比强制看一台未必中意的晚会更恶劣的事情。谁在合谋、谁在得利、谁在践踏规则与法纪、此事会否被各家效仿而引发破窗效应?愿监督管理部门将之视为互联网江湖开年的现实考题。

  (邓海建/光明网时评频道2019-01-03)

  “后制度时代”媒体需重塑自我

  媒体是大规模制造一种独特产品的知识机器,这种产品就是新闻。这部庞大机器从世界上发生的大量具有潜在新闻价值的事件中制造涉及重要事实的故事,并对其重要性加以解释。

  让制造新闻的机器正常运转的挑战之一是,虽然世界非常难以预测,但新闻报道必须按时(每时、每天、每周或每月)进行。一直以来媒体组织克服这一挑战的一个关键方式是大规模依赖它们所报道的社会制度机构。

  政府、大公司、政党、重要非营利组织等已成为通常构成新闻基础原材料的主要供应者。在20世纪期间,大型官僚机构的代表习惯于以理性和冷静的方式向记者提供信息,通常是为了就重要的社会问题达成共识。

  将自己定位为机构与公众之间的关键媒介,这是社会媒体文化力量的基础。在新闻学院的理想化教学模式中,媒体领袖试图以公布官方消息、充分核实的事实以及理性冷静的语言呈现来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各个机构希望维持稳定,媒体制造的新闻往往有利于推动政策共识和更大的社会凝聚力,虽然在过去25年中因为新闻生态系统中的煽动性言论增加,媒体在这方面的形象遭遇了挫折。

  但是过去几年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我们生活在一个机构权力下降而社会运动影响正在增加的时代。虽然媒体经历的经济危机不足以对它的未来产生阴影,但是社会制度机构的弱化可能会削弱媒体在近代历史中制造知识的文化基础。新闻业能否在后制度时代重塑自我?

  当前对制度力量的挑战主要来自社会运动。从“MeToo”运动到“黄背心”运动,这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已逐渐成为表达越来越普遍的对现存机构解决社会系统性不公平能力不满的主要渠道。

  法国“黄背心”运动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机构实力下降的例证。一个严重依赖社会网络的自我组织的集体,以激烈的态度表达其主张,而且显然并不致力于达成共识,这强烈挑战马克龙总统的底限!

  当然,社会运动不是新的集体行动者。它的存在早于当前,而媒体过去常常有助于向公民传递运动的信息。但是社交网络使得运动的领导者和成员更容易相互沟通,而不必通过新闻组织。坦率地说,媒体不再像以前那样担任媒介。

  让现代新闻机器面对当前复杂局面的原因不仅在于社会运动日益藐视机构权力,而且公众言论变得高度情绪化,并主要在社会网络中传播。

  综上所述,社会运动、民众诉求和激烈的情绪以及社会网络为在后制度时代重塑媒体提供了机会。这个过程有可能让媒体组织走向另一条道路,更少依赖精英机构行为者提供的主题、信息和观点。这将为越来越不满意传统社会制度的不同群体的利益和关切的发言人代表开辟新闻空间。

  (美国西北大学传播研究系教授、阿根廷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联合主任巴勃罗?博奇科夫斯基/《参考消息》2019-01-07)

来源:青年记者2019年2月上

编辑:范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