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舆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活动始终伴随着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报刊

　　舆论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题中应有之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活动始终伴随着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报刊活动。他们不仅为报刊撰稿，还自己办报办刊，运用报刊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组织革命斗争、指导社会实践，创立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把党报党刊看作“在报刊方面能够以同等的武器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的第一个阵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6页），强调一个党要宣传自己的纲领和主张，要开展同阶级敌人的斗争，要战胜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要保持同广大群众的联系，都离不开报刊这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武器和政治阵地。列宁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党报的党性原则，与鼓吹“无党性”的错误思潮进行了坚决斗争，指出要从阶级实质上来认识和把握媒体的阶级属性和与之相随相伴的斗争属性、监督属性。毛泽东等我党历代领导人，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更加重视媒体的党性原则和斗争属性。毛泽东将报刊视为拿笔的“文化军队”，提出要“政治家办报”，强调党报要开展积极的新闻批评，增强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风云变幻的国内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舆论环境，强调指出，要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观是新闻舆论工作的灵魂，山无脊梁要塌方，人无脊梁会垮掉，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必须挺起精神脊梁。要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定盘星”，引导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针对新闻媒体是各种势力争夺的阵地，新闻舆论工作处在意识形态斗争最前沿这一客观事实，他明确告诫我们，坚持正面宣传，决不意味着放弃舆论斗争。要求新闻媒体在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同时开展好舆论监督，指出“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新闻媒体要直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激浊扬清，针砭时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舆论斗争的一系列论述，充分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当代中国的新特质，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诠释新发展。

　　（江西广播电视台总编辑马玉玲/《红旗文稿》2020年第7期）

　　媒体融合要掌握“怎么融”的方法论

　　融合发展关键是融为一体、合而为一。其关键在“融”，前提是“合”。通过信息有序聚合、资源有效整合、各方有力配合，变“你是你、我是我”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实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

　　应当澄清认识上的三个误区：

　　一是把融合发展等同于“办了”新媒体。

　　实际上是另起炉灶，传统业务与新媒体业务互不相干、各自为战，还是“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是“两张皮”而不是“一盘棋”。

　　二是把媒体融合等同于“用了”新媒体。

　　虽然办了网、触了屏、开了号，但仅仅把新媒体作为对传统报道的延伸和补充，而不是作为引导舆论的主战场、主阵地，没有把工作重心、更多资源、报道力量聚焦到新媒体报道上。

　　三是把融合报道理解为“搬到”新媒体。

　　如同“新瓶装旧酒”，只是把通稿原封不动直接发到网上，而不是根据可视化、轻量化、互动化的特点进行再次加工、重新包装，用网言网语和全媒要素进行编辑、制作、分发。

　　关键要统筹处理好三个关系：

　　体制机制上，处理好“统”和“分”的关系。

　　“统”是大原则，“分”是小道理。小道理服从大原则。所谓“统”，就是在顶层上要统起来，通过建立全媒报道运行机制，统一整合全社各类报道资源，深度融合各类媒介形态，变部门分割为资源共享，变单打独斗为同频共振，变各自为战为一体化协同。所谓“分”，就是要明确各部门、各分社、各媒介在融合中的定位、职责、任务。“统”，不是包打天下。“分”，也不是各行其是。要在一体化运行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特点、作用，根据不同的工作职责、专业分工、媒介属性，找准各自定位，发挥各自优势，在“统”中发挥“分”的特点，在“融”中彰显“特”的优势。

　　采编流程上，处理好“一”和“多”的关系。

　　所谓“一”，就是要做到同一主题报道统一策划、统一组织、统一采集、统一加工、统一播发，解决文字、图片、音视频和新媒体报道多头指挥、各自为战的问题。

　　所谓“多”，就是要适应不同媒体、用户、受众需求，对同一内容多次加工、多元生成、多形态呈现、多渠道分发，形成新闻资源综合运用、各种报道形式紧密互动、采编发全流程有机融合的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式的全媒体报道新格局。

　　业务技能上，处理好“专”和“全”的关系。

　　全媒体时代，需要全媒体人才。要树立全媒意识，强化互联网思维，在立足本专业基础上掌握跨界叙事技能，既精通一门，做“专门家”，又掌握“十八般武艺”，做“全能手”；既有“笔尖”之功，练就能在纸上笔走龙蛇的“大手笔”，也有“指尖”之力，成为能在网上激浊扬清的“键盘侠”。

　　（新华社总编辑何平/微信公号“中国记协”2020-04-02）

　　新闻舆论工作迎疫情大考：创新传播，放大主流声音

　　通过创新传播，成为抗疫信息传播与舆论导向的引领者，发挥好“定海神针”作用，是主流媒体的应尽之责。疫情发生以来，中央媒体在新媒体领域快速出击，将轻量化的新媒体产品作为重要信息发布窗口，通过多元信息产品满足群众需求，形成强大主流声音和立体化的传播格局，其中的不少经验值得总结。

　　主流媒体必须主动发声，把握正向价值引导，有序做好信息传播分发。在疫情防控的新媒体报道中，各大媒体及时传递中央精神，不断提升主流媒体的声量。同时，相关媒体搭建信息高效聚合平台，利用专题化模块，融汇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克服了传统媒体在报道频度和篇幅上的局限。比如，使用数据可视化等技术，让疫情走势数据图“动”起来，让用户更快更直接地获取信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多层次、高密度发布权威信息，正视存在的问题，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落实好这一重要要求，主流媒体必须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满足群众信息刚需。在移动社交网络中，每个用户都是疫情信息传播的节点。主流媒体应充分利用权威专业渠道，通过专家采访、科普图文等形式，填补人们的知识盲区，把影响力渗透到千家万户。

　　疫情期间，面对患者及其家属、承受巨大压力的一线工作者、居家生活的群众，主流媒体也需要通过适当形式，加强心理疏导和心理干预，帮助他们稳定情绪、调剂生活。“人民好医生”平台开通公益心理援助专线，为网友提供专业心理服务；“武汉加油”视频众筹，鼓舞人们共克时艰；“客厅战疫舞”挑战活动，满足居家群众娱乐健身需求……各大媒体立足情感抚慰，探索用户参与度较高的形式，在温暖人心、寻求共鸣的同时，帮助人们纾解压力、丰富居家生活，为媒体融合创新提供了新的参考。

　　疫情是新闻舆论工作的大考，也是媒体生产方式变革的契机。复杂的舆情、海量的信息，考验着媒体的应急反应能力、报道策划能力及融合创新能力。更好守护正向价值、创新融合传播，尤其在新媒体生产传播领域不断提质升级，主流媒体才能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助力。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教授曾祥敏/《人民日报》2020-03-31）

　　以媒介素养调控个人信息反应

　　现代社会充满风险，在环境信息刺激作用下，由于个人感到应付能力不平衡，会产生某种适应环境的紧张反应状态，这种反应称作应激反应或者狩猎反应，这就需要人主动去调控。

　　在新冠肺炎这类超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封城和宅家造成了人的活动闭锁，这与传播场域的空前扩展和活跃形成巨大反差，我们要意识到人在这种信息场中会呈现一些普遍特点：

　　一是信息被人感知后一定会引进主观的评价，同时产生一系列相应的心理生理变化。

　　在信息加工过程中，人对刺激的反应是否合适，会影响到心理乃至行为是否失调。

　　二是人对敏感信息的关注度会不自觉倍增。

　　敏感信息特别是负面信息会有累积效应，定向累积超出了人的适应能力，就会引起机体心理、生理平衡的失调。

　　三是圈层循环。

　　根据数据分析，公共事件发生后的硬核事实并不是信息主体，而是各种各样的观点和看法，它们在网络上形成链式放大和循环变形，特别是在社交媒体当中，熟人的信任传递，会螺旋式地强烈带动人的注意力，形成心理冲击。

　　互联网具有普遍性特征，任何人都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发布信息，传播学上叫普遍赋权。增强媒介素养的作用，就如为自己安装一个双向的阀门，不致使任何信息都可无节制地冲击心灵和产生过度应激，也使自己不会任性地向外发布不负责任的信息。

　　媒介素养的基本构成和出发点有三条，一是用以获益，二是沟通交互，三是自护护人。用以获益既需要掌握一定媒介知识和技术，也需要立场与方法；沟通交互决定了双向传播中运用何样的文化与伦理；而自护护人则看一个人用何种道德、法律、责任意识去保护自己和维护社会。

　　在重大疫情期间，基于用以获益、沟通交互、自护护人三个方面，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从实际出发、简便可行的方法，调控自己的信息反应，体现出一个有素养的信息接受者的行为方式。

　　一是调控对媒介信息的依赖性。

　　过分消费信息是一个普遍现象，低头看屏和拇指点动占据时间过多，影响正常生活。意识到这一点后，可以主动降低依赖度，调控用于信息交互的时间，解除冗余信息对自我的捆绑。

　　二是调控交往伦理的自筛性。

　　哪怕网上一个点赞一个表情，都是对话题的表态，这些既反映立场，也折射出伦理。在算法推荐的场域中，你选什么就优先获推送什么，这就需要体现素养，分辨真伪，注意挣脱“茧房效应”的束缚。

　　三是调控信息冲击的风险性。

　　从线上到线下，有着潜在盲目行为的可能风险。由不信任感、邻避心理等驱使，有话语冲口而出、事情做了再说的可能。之后可能会后悔不及，但网络行为覆水难收。

　　在我国一些省份如广东，媒介素养教育已进入中小学，说明其正在成为一项基础素养受到重视。现在遇到重大疫情窗口，给更多的成年人补上这一课，也可列为一项抗疫的长远与应急结合之举。

　　（华中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江作苏/《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