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急需从新闻学角度梳理《民法典》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1260条法条构成的《民法典》，新华社近日受权全文播发。这是一

　　急需从新闻学角度梳理《民法典》

　　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由1260条法条构成的《民法典》，新华社近日受权全文播发。这是一件涉及每个人的大事，新闻出版人概莫能外。

　　从新闻出版角度看，这部法典完全符合新闻伦理发展的理路，因为，新闻出版人及组织属于民事主体，其行为必然要与其他民事主体发生交集，这种交集的某些范畴可以用规约来调整，如，经过4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人们现在应该意识到，仅靠这一准则是远远不够的，要尽快建立起与宪法精神一致的《民法典》中所蕴含的法治意识，先要做到新闻采访这种民事行为“合法”“不侵权”，然后才谈得上合理与尽责。这次公布的《民法典》人格权编第六章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第一千零三十二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关于这一条规定的司法解释尚未出台，但新闻学有责任作出学术解读，例如，什么行为叫“刺探”？何种方式可被称为“泄露”？只有做到理路清晰，才能保证行为合理，如果懵然不知、莽撞行事，今后会纠纷缠身。

　　更重要的是，如何去报道新闻媒介视野中的对象，《民法典》提供的内容属于刚性的法律标准，不容新闻出版从业人员根据其他标准予以报道、评论、传播。例如，《民法典》第一千零一十七条明确规定，保护“具有一定社会知名度，被他人使用足以造成公众混淆的笔名、艺名、网名、译名、字号、姓名和名称的简称等”。注意了，网名也在其内，这种新出现的保护对象，如果新闻出版人不注意，很容易造成侵权，一旦被起诉，判断标准就不是你个人用其他理由辩解可以替代的。

　　梳理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对《民法典》从新闻学角度做一次全面的梳理，这是一项很紧迫的工作。因为，仅从条文角度看，《民法典》人格权编共有六章，其中四章直接与新闻出版人的日常行为紧密相关，即第三章“姓名权和名称权”、第四章“肖像权”、第五章“名誉权和荣誉权”、第六章“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可以说，新闻出版界是与《民法典》相关性最强的行业之一。

　　说到底，新闻出版工作对象是人，服务对象是人，一旦侵权，涉及的也是人。制定《民法典》的专家和读过《民法典》的人士指出，这部《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从新闻出版学角度看，这种对人格权保护的飞跃为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境界，制定了新的规制，当然也就内含了拓出更大发展场域的可能。毕竟，法律引导整个社会张扬和保护人格权，那么与之相关的精神文化产品，理应得到前所未有的社会需求，不论是量还是质，都必将会极大提高，这是可以预期的。

　　（江作苏/《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0-06-05）

　　融媒体时代“报纸消亡论”

　　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意识到报纸正在走下坡路，并且很有可能会消亡。1994年，美国未来学家马克尔·克莱顿曾把报纸称为“媒介恐龙”，认为报纸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变成过去式。媒介批评家霍华德·库兹也认为，报纸行业正弥漫着“死亡的气息”。

　　但真正使“报纸消亡”这一论题引发争议的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学院菲利普·迈耶，他在2004年出版的《正在消失的报纸：如何拯救信息时代的新闻业》一书中，对美国“全球民意研究中心”的综合社会数据进行了新闻业信任度方面的分析。通过调查数据制作了两个“线性拟合”图，根据图表中显示的受众信心分布和读者数量变化趋势，菲利普·迈耶得出结论，即在2015年大众对于新闻业的信任度会降至零点。由此，他预测——“在2043年第一季度晚些时候，日报就没有读者了”。

　　2008年10月，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宣布，将在2009年3月停止发行印刷报刊，再次将“报纸消亡论”引向争议高点。

　　一些学者从大众媒介更替的角度出发，认为报纸的发展已经接近后期。挪威的媒介顾问伊瑞克·威尔伯格对报纸的生命周期进行分析，指出报纸正处于成熟期的后期和衰落期的早期。也有一些学者和业内人士从商业模式和信息载体的层面进行分析，认为报纸终究会被互联网替代。美国麦克莱齐报业集团CEO保罗·基林认为印刷报纸成本过高，在互联网环境中必将走向衰亡。比尔·盖茨曾就报纸的发展指出，人类24小时接入互联网后，报纸将会失去信息终端的作用。国内学者刘建明指出，报纸上的新闻转向网络之后，网络报纸已经不能称作报纸，而是网络新闻库。从这一形态上来讲，报纸演变成网络报纸之后，报纸本身就已经消失。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报纸消亡论”是一种夸大的预测，媒介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取代，而是不断提升。世界报业大亨鲁伯特·默多克认为，网站和邮件定制都可以成为报业发展的新领域，报业将在21世纪达到一个新高峰。《纽约时报》总编辑比尔·凯勒在《在数字混乱时代，报纸还没有消亡》一文中表示，报纸将会长期存在。国内学者对“报纸消亡论”也表达了反对观点。周鸿铎认为，从一些传统大报的发展现状来看，报纸并没有任何消亡的迹象。杨保军从整个新闻传播业的历史出发，认为传播媒介的发展过程是不断扬弃、叠加发展的过程。有了新媒介之后，先前的媒介不一定就会消失。

　　实际上，菲利普·迈耶的“报纸消亡论”，不过是指出了纸媒的减少和衰落，并没有全盘否定纸媒的存在。为此，他在2008年专门发表了一篇名为《未来的精英报纸》的文章，对先前的观点进行了解释。他提出，在未来，报纸媒介形式会呈现多样化趋势，完全纸质的报纸依旧会存在，只不过将会成为一种面向小众不定期出版的专业刊物。

　　关于“报纸消亡论”的争论，学者们的不同看法见仁见智，但对纸媒的忧虑是共同关注的问题。报业人士如何利用互联网，如何定义不同媒介形式的报纸，关乎着报纸的命运。因此，报纸的未来走向，尚需拭目以待。

　　（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赵羽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06-16））

　　美国操控舆论的惯用手法

　　近日，推特公司宣布关闭超过17万个所谓“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账号，借口是这些账号“传播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地缘政治言论”。实际上，这并不是推特公司第一次对“有利于中方”的账户下手。2019年9月，4301个中国账号遭关停，甚至连我驻塞浦路斯大使的推特账号在今年4月都一度被冻结。这一系列行动表明，美国标榜的所谓“言论自由”是何等虚伪。而推特的作恶仅是一例，放大视野，我们能够看到更多美国打舆论战的暗黑行径。

　　修改规则，阻止中立。很多人都从技术竞争的角度分析美国制裁华为行为，但其实美国还有一个更加隐蔽的考虑，即改变网络中立的价值。2017年12月，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宣布，废除其一直标榜的网络中立原则，这意味着美国电信公司可以对网络进行屏蔽、节流。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以制裁应对美国敌人法案》，禁止美国公司为外国电视台提供上星渠道，结果使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土耳其TRT World电视台和我国CGTN1、CGTN2和CNC等电视台都失去了上星播出资格。

　　以政驭媒，重构价值。频繁抹黑中国正是美国情报部门实施黑色宣传的一贯手法。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是战略情报局，隶属于参谋长联席会议，职能之一就是参与海外宣传工作。与美国新闻署不同，它经常用谍报和假情报等秘密情报，向对象国实施黑色宣传。比如以《单向度的人》闻名的马尔库塞就曾经提议美国媒体向德国民众散布德国工厂有结核病的谎言。

　　内外有别，价值双标。美国媒体一向标榜自由民主，为了在国外鼓吹颜色革命，甚至不顾新闻真实性。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中，《纽约时报》、CNN等就把突尼斯的一个小商贩塑造为失业大学生。事件刚开始，脸书、推特就大肆发布警察暴力执法的图片和视频。在我国香港发生的黑暴事件中，这些媒体直接撕掉伪装，完全不顾新闻真实性原则，用谣言、谎言包装非法暴徒。与之相对的是，在美国弗洛伊德事件中，这些媒体却没有鼓吹他们标榜的“自由”“人权”“民主”，而是强调法治秩序、文化包容、财务影响等建设性新闻观，双标作风展露无遗。

　　合法欺瞒，维护统治。美国通过《史密斯·蒙特法》明确规定，对外传播的内容禁止向国内“宣传”，从而使美国民众一直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由他们纳税资助的对外宣传情况。直到2013年，美国才在《国防授权法案》中做出了改变。但是，最近美国疾控中心（CDC）封杀主要外宣媒体——美国之音的事实说明，这种改变依然是表面的，为了继续欺骗民众，维护自己的统治，美国不惜封杀自己的媒体。

　　总而言之，美国的新闻价值主要体现资产阶级统治者的意志，一旦他们发现媒体执行不力，无论国营还是私营，他们都会通过各种手段对其管制，甚至重构。在对外呈现中，新闻价值却一直被充满迷惑的美妙词汇所包装。

　　（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传播所副所长、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聂书江/《北京日报》2020-06-17）

　　搜索的未来可能是“更少的搜索”

　　今年4月，背靠阿里的夸克搜索发布最新版本App，主打拍照搜题、卡路里识别等功能，着力在教育和医疗领域发力；今日头条在搜索引擎方面也蓄力已久，2月，头条搜索App上线，近期“头条百科”上线，业务范畴直接对标百度；5月，华为在海外上线花瓣搜索（Petal Search），据称专为替换谷歌搜索而开发。

　　中国搜索引擎发展已有20年之久，随着互联网生态更加强调垂直化、细分化，各家平台开始打造内容与流量闭环。

　　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接触最多的往往是各类App，不同的App之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信息割裂。“这种移动应用间的‘信息孤岛’效应，给搜索引擎的全网搜索、全面搜索带来了较大的无法触及的空间。”艾媒咨询分析师刘蕾蕾表示，如果搜索引擎无法接入更多App信息，那么用户检索信息的难度就会增加，使用热情也会逐渐消减。

　　过去，搜索引擎处于被用户触发的状态，过程可简单理解为“输入关键词然后呈现结果”。如今，最大的改变在于搜索的过程更具交互性。用户在使用各类App时，App的运营方也在通过分析用户的操作信息，利用大数据等智能技术，精准了解用户的需求和自身特征，以提供更加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这样，搜索引擎成为用户与场景、精准匹配信息间的双向通道，它既是用户进入某个生态的通用工具，又是App洞悉用户需求的途径。这种深度衔接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搜索之后的呈现结果可能会影响App本身。例如，若数以万计的用户在淘宝的搜索栏里搜索“宜家”，就会成为促成淘宝与宜家合作的因素之一。

　　新技术让搜索引擎变得不同以往。传统搜索引擎的检索结果多以图文形式呈现，如今依靠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实现了语音和图像搜索功能，还可以实现人机对话功能，刘蕾蕾预测，在未来，搜索词的检索方式“将被对话问答、视频检索所替代”。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则表示，人工智能技术让内容推送与查找结果之间的边界日趋模糊，过去的“问答式”搜索将会变得更具“对话感”。越来越多的搜索将直接得到答案，而不是像往昔，给用户很多链接让他们自己去寻找正确答案，搜索的未来是“更少的搜索”。

　　（崔爽/《科技日报》2020-0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