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建设性新闻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建设性新闻起于新闻专业主义的黄昏。它试图反思坏消息的叙事范式，也反对走向背离真实、客观、平衡等

　　建设性新闻与公共协商的可能性

　　建设性新闻起于新闻专业主义的黄昏。它试图反思“坏消息”的叙事范式，也反对走向背离真实、客观、平衡等新闻原则的宣传。建设性新闻的核心思想资源是积极心理学。从既有文献看，建设性新闻观念直接参照了积极心理学的反思和批判理路：在价值偏好上，探究正向价值、积极叙事的可能性；在致知取向上，借取了诸如积极情感、专注投入、悦纳、幸福、成功、公正、和平、解决方案等核心概念和范畴，并尝试以“科学主义”的实证方法检验、转化其效能；在社会关怀上，致力于构建“积极心理→积极行动→问题解决→良好生活→公共之善”正向循环增益的价值生产链条。

　　建设性新闻观念也暴露出积极心理学自身理论建设的局限和虚弱。比如何以在新闻生产实践中兼顾积极、建设性的效果导向和价值无涉的真实、客观、平衡原则？何以在不同时空情境下辨识、区隔所谓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何以预判积极心理的消极后果或相反情形？加之新闻生产最终要面向公共空间和多元主体，倘以社会环境、复杂关系网络和公共利益的整体视角观之，那么何以评估问题、议程及解决方案的优先序列？即使广泛召唤、动员了积极社会心理，又如何将个体偏好转换为公共偏好？如何确保媒体在公共讨论中作为权威消息来源、理性协商平台和可靠解决方案提供者的地位？仅以最后一问为例，媒体唯有维持必要的权威地位，建设性新闻唤起积极心理和行动的希望才不致落空。

　　将建设性新闻观念的兴起置于互联网开启的公共传播、多元对话、自由与秩序关系重构的宏观语境之下，可获得某些新的理解：

　　一是以协商民主和社会整合视角观之，建设性新闻旨在促成改变媒体——公共协商重要参与主体的新闻生产偏好，为多元主体达成公共偏好提供三个现实支撑：事实、解决方案和积极行动意愿。放任多元意见竞争，极易导致无序、虚耗、非理性的众声喧哗，或同质意见简单聚合。为此，有效的公共协商须以充分的事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作为讨论基础，否则泛道德化、泛政治化、泛娱乐的非理性论争势必压倒理性对话。当然，各方也要抱持强烈的对话、参与意愿，既不漠然疏离、“退回个体”，亦不固守个体偏好、为对抗而对抗。建设性新闻恰可于事实基础、解决方案和对话意愿三处发力，在改变媒体自身偏好的同时推动各方偏好转换。

　　二是建设性新闻以促进公共协商、达成多元共识为导向。在公共协商的框架下，所谓建设性、积极并非与破坏性、消极截然分立，评价的核心标准在于从采访到叙事是否有助于促成公共讨论而非陷入疏离或对抗，有助于调适协商过程和场景、增进对话理性和品质，有助于供给充分事实并使各方获得更完整的判断、达成哪怕最低限度的共同理解，有助于多元观点的有效表达且为之提供理由，有助于提出、辨识、解释关键问题、议程和解决方案并安排其优先序列，有利于抵达共识、倡导积极行动。由此，建设性新闻概念带来的真正启发在于，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报道方针要从聚焦“管过程”，转向“管结果”，即以推动理性协商、凝聚社会共识为旨归。媒体坚持正面报道最终应以在公共传播中达成积极、建设性效果为目标，而非机械、绝对化地追求过程中的正面叙事。

　　三是建设性新闻应增益公共理性。多元对话并非易事，须遵循正当合宜的程序或价值规范。媒体不仅是公共协商的重要参与主体，而且对培育公共理性负有特别责任：作为意见表达和社会行动空间，主导或参与公共讨论规则的制定，规则应最大限度反映、具化程序理性(如真实、真诚、正当)与实质理性(如正义、平等、尊重、关怀、团结、合作)的要求；通过提供事实和解决方案、调适协商过程和场景、激发积极情感和专注投入等手段，合理干预公共协商并持续为之赋能；促进以达成多元共识、建设性成果为导向和目标的平等对话。

　　（胡百精/《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年第2019增刊期）

　　从“跨”到“转”：新全球化时代传播研究的理论再造与路径重构

　　自“二战”结束至今，跨文化传播一直是我们用以理解自身与他者之间文化传播关系的核心观念。然而随着近年来全球生产方式、劳动关系和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的不断演变，这一整套关于异质文化间沟通和交往的学说正在逐渐失去其理论阐释力。

　　跨文化传播旨在解决建立和巩固以“美国治下的世界和平”为主题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社会和文化挑战，其“问题意识”紧扣于其理论建构和实践落地的各个步骤当中。具体而言，首先是将世界各地的文化政治以民族国家的方式进行识别，在文明等级论的理论包装下，非西方地区被界定为“文化盆地”或“非历史的蛮荒之地”；其次是通过资本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推动美式价值观和现代性话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得以接受和普及。

　　显然，跨文化传播从学科创立之初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所说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的烙印，从而导致其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着重大局限。首先，在现实政治层面拒绝对社会主义、非基督教宗教文明以及原住民文化等另类文化形式的认可和接纳；其次，将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阶级冲突包装为“文明的冲突”，从而将变革矛头从结构性生产关系的改造，转移到文化认同和身份政治层面；再次，尽管跨文化传播学中的批判取向指出了文化帝国主义在世界体系中的蔓延和宰制逻辑，但是对这一过程单向度的把握，实际上遮蔽了作为反抗力量的被支配方的能动性，以及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复杂的转化过程。

　　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美国中心”倾向不同的是，转文化传播理论的阐释者主要来自美国以外的地区或具有多元族裔背景，绝大多数都有在第三世界国家生活的经历。从其概念和理论构型来看，转文化传播强调全球文化传播的内化属性。具体而言，不同个体通过对外部文化的发掘、检视、过滤与吸收，在认识论层面超越了初始的文化模式，从而不断进行自我超越和改造的改造过程。换言之，在不同群体间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主位”文化经历了一种超越了文化认同本身并将“客位”文化逐渐“内化”的过程，其中大众传媒在形塑新的生活方式、文化体验和价值观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构型之外，转文化传播还聚焦于媒体在舆论营造方面的“前景化”过程。在微观层面，具有不同政治经济背景和意识形态背景的媒体机构，在信息生产和流通的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冲突和调和的过程。在整体主义视野下，“西方”与“他国”在宏观层面上的分歧也都系统性地体现在各自阵营的媒体话语中。

　　转文化传播的概念不再把“转型”或“变异”视为文化主体自发的行为表象，而是试图从“去本质主义”的立场进入文化生产内部，重新发现在政治经济体系、物质化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文化传播主体间的权力转化关系。因此，传播学应当聚焦的是关于异质性社会关系的问题，而不仅限于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文化政治。

　　(史安斌 盛阳/《当代传播》2020年第1期)

　　全媒体传播体系要以主流媒体自主可控平台为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体深度融合其实就是要解决主流媒体客户端和商业平台移动端的日活量对比差异明显的问题。媒体如果再不去做自己的平台，不掌握自己的用户，很显然是不可能找到自身生存的基础。

　　媒体创新自有平台首先要通过服务群众来实现功能创新，这种服务是全方位的。过去讲媒体的功能主要是环境监测、社会沟通、文化传承和提供娱乐，这是大众传播标准的解释。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服务群众”功能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和习近平同志在全媒体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发展。

　　这种发展实际上是基于互联网这种新生事物，互联网平台通过多种垂直应用的聚合，把各种服务资源有效地结合起来。“全效媒体”实际上就是服务功能扩展之后，植根于互联网的一种新型的期待。这一形态的新型主流媒体，通过服务群众来凝聚群众，进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寓引导于服务之中。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党报党媒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地体会和理解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了解人民群众的呼声，更加实事求是，避免“闭门造车”，防止新闻媒体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更好地践行群众路线。如兰州晨报全体转型做本地客户端，围绕服务兰州的百姓，变成了一个服务性的客户端，目前来看初步效果不错。如何突围，方式很多：一个是像兰州晨报一样做本地客户端；一个是做MCN，把自己的能力聚合其他专业生产能力，形成MCN模式；或者是像新京报一样坚持以原创为基础做客户端。

　　从整体上讲全媒体传播体系要以主流媒体自主可控平台为基础。在整个融合过程中综合媒体和专业媒体有不同的路径，不同城市也有不同的发展结构，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我认为一个未来比较理想的解决方案就是主流媒体作为一个整体，上下打通以后形成一个基础平台，各种专业媒体成为平台上的优质内容供应商。

　　（宋建武/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传媒研究”2021-01-14）

　　技术，要给内容生产减负，而不是给新闻生产者增负

　　日前，一篇题为《能好好用文字表达的就别生产视频垃圾》的文章刷爆微信朋友圈，引发众多媒体人共鸣。该文对于时下一些流行的短视频和媒体长图融创产品，有这样的观点和看法：“转型，是用技术给内容生产减负，让精品出位，让新闻上位，让垃圾走开，而不是困在技术系统中给新闻生产者增负，熬夜头秃伤身生产那些费钱费力又没人看的产品。”

　　短视频、漫画、音频……纵观融媒体新闻产品，创意十足的精心制作是主流，取得了不凡业绩。事实上，在新闻报道形式、途径等不断丰富拓展的同时，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和衡量、新闻素材的筛选和剪辑等，更加考验从业者的政治和业务素养。功底扎实、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在保证新闻速度的同时不会不顾及新闻的质量，更不会生产出所谓的“垃圾”。

　　媒体融合是为了加大新闻本身的“含金量”，让用户获得更好的新闻产品。爆款融媒产品被大家追捧，不单是新奇的互动体验，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新闻立意，依托融媒产品所传递的新闻价值。新闻工作者自身政治、业务素养的高低，践行“四力”是否到位等，都折射在其创作的新闻作品中。我们要警惕“技术决定论”“技术阻碍论”，莫让技术不“添彩”反“增负”，本末倒置，背离融合初衷。

　　（李婧璇/《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2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