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内容为本的主流媒体如何获得关系资源　　市场制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在2021开年新作《人心红利》一书中，以他的视角和经验阐释了当前

　　以“内容为本”的主流媒体如何获得关系资源

　　市场制分众传媒创始人江南春在2021开年新作《人心红利》一书中，以他的视角和经验阐释了当前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全新逻辑：2020年，中国的互联网世界里两个红利结束了：人口红利结束了，很多行业进入存量博弈；流量红利结束了，流量成本持续上升，流量天花板开始出现。由此，他提出：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人心的红利正在展开；流量红利已经消失，精神的红利正在展开……

　　掌握人心红利就意味着掌握了互联网发展的新动能。

　　赢得人心红利的基础是获得关系资源，以构建圈层、培养属于自己或自己可以掌控的粉丝。那么，以“内容为本”的主流媒体如何获得关系资源呢？如前所述，未来十年、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时代发展进程中，对于社会及千行百业的 “媒介化”再造是未来发展最大的“风口”。这就要求我们的主流媒体不要将自身的发展仅仅盯在内容生产与社会传播的狭隘眼界中，而应将其拥有的资源、精力和发力的重点投向“非内容”的社会与行业的“媒介化”重构中去。

　　就未来的传播业而言，未来传播的价值实现很可能要求我们去面对过去我们陌生和不熟悉的、未来将成为传媒业发挥专业能量的主战场——非内容领域。如近年来蔚为壮观的直播带货，就是通过传播机制对传统商业的一种改造和重构，它创造出一系列以流量、圈层带动商业价值变现的新模式。而教育、健康、服务、政务等领域都已经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媒介化重构的态势。

　　在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中，内容的传播所起到的是穿针引线、积累关系资源的作用，使其引发各类资源和目的地连接、聚集与整合。用传播逻辑来重构社会的过程，主流媒体所面临的任务是，对非内容的各类要素导入传播机制、实现社会因素的连接与整合。说到底，媒体为社会的媒介化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关键性资源，就是关系资源的保障和支撑。

　　而关系资源的积累、激活与运用则主要利用作为关系表达的内容去激活和形成圈层、社群和社区，为社会的媒介化提供最为关键性的基础关系资源。如现在快手所做的内容，其内容传播的价值指向并不仅仅或主要不是做视频内容，而是通过内容作为“中介物”的穿针引线，激活用户之间的社会关系，形成各具特色的社会圈子和社区。

　　概言之，圈层的培育、社群关系的建构与通过大数据和AI技术的精确把握，就是未来新型主流媒体在业已轰轰烈烈展开的全社会的媒介化进程中，最为需要的关键性资源。说到底，这就是用内容来做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内容传播本身。

　　（喻国明/《编辑之友》2021年第3期）

　　内容推荐算法有必要从内容消费者视角向内容生产者的视角扩展

　　推荐算法之所以在今天成为一种互联网广泛应用的技术，其核心动力在于解决海量信息（或产品）与用户之间的供需适配问题。对于用户来说，是为他们发现符合自己需要的信息（或产品）；对于生产者来说，是为内容（或产品）找到合适的用户。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信息过滤是必然的选择。即使是传统媒体也会对信息进行过滤，在媒体上构建拟态环境。如果媒体对内容的公共性有合理的评估，如果媒体秉持“客观”“平衡”等立场，那么，媒体的拟态环境仍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现实社会。专业的媒体在进行信息过滤时，重点考虑的不是人们想要知道什么，而是从社会环境传达与感知的角度判断人们应该知道什么。媒体的信息选择，通常也会考虑到内容的平衡与多样性。

　　但在目前的算法设计中，内容推荐算法主要是参照人们的习惯和相似人群的兴趣，也就是关注人们想要获得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在顺应人们的认知心理中惰性的一面，顺应甚至可能强化人的选择性心理。虽然从信息获取效率的角度看，这样的算法可以帮助人们以更少的成本获得与自己偏好、需求更吻合的信息，但是，推荐算法是否只能顺从人们的惯性与意愿，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信息传播的一个重要目标是社会整合，促成不同人群连接，促进公共对话，这就要打破个人的作茧自缚，因此，内容推荐算法也需要兼顾个性化满足与公共整合双重目标，这也应是算法未来努力的方向。

　　除了个性化推荐算法对个体的影响，内容推荐算法也会在其平台上营造一种整体的拟态环境。这种拟态环境能否全面、真实地反映现实社会，也与算法的设计思路相关。但今天平台算法过分倚重流量的思路，容易带来马太效应，加重信息环境的不平衡，也使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的偏离加大。

　　技术界对推荐算法的评测指标主要包括：准确度（用户对推荐内容满意度）、排序合理性、覆盖率、多样性（用户间的多样性和用户内的多样性）和新颖性等。目前提出的评测指标更多地是面向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商品推荐系统，准确性因此被放在第一位，这种准确性主要也是考虑与用户的惯性、需求的吻合度。但是，对内容推荐算法的评估，还缺乏相应的标准。虽然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者呼吁，要在内容推荐算法设计中体现“专业价值观”，但这些价值观具体如何嵌入算法中，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或许在内容推荐算法的衡量标准中，多样性需要被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这种多样性，不仅是内容主题的多样性，还需要包括态度立场的多样性、内容生产者的多样性等。这也是新闻的客观、平衡的专业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内容推荐算法一方面有必要从个性化推荐这一内容消费者视角向内容生产者的视角扩展，也就是说，内容推荐不仅是面向内容消费者的，也应该是面向内容生产者的，有必要通过算法设计让更多内容生产者生产的高质量内容得以传播，特别是使那些具有重要公共价值的内容到达更广的人群。另一方面，从用户角度看，即使算法在未来能更好地实现内容推送的多样性、个性化与公共化内容的平衡，但如果人们把对信息的选择权完全交给算法，每天都只是等着算法投喂的信息，也会导致他们越来越失去自主性与判断力。

　　（彭兰/《全球传媒学刊》2021年第1期）

　　互联网正从平台化演进到数据化

　　在本世纪前十年，我们对“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说法有所体会，但不深。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信息发布由中心化完全演变成多中心化，乃至无中心化。“人人都有麦克风”已经太陈旧。各类自媒体账号和社交网络，可以把生活里的一切都发布到平台上。这十年间，重点新闻网站，或者说主流媒体纷纷开通官方微信、微博等账号，充分利用各类平台。从领导到员工，思路和工作方法都在转变，对怎样利用好新媒体平台，进行了成功探索。

　　惟一遗憾的是，主流媒体缺少有足够影响力的平台。“学习强国”按照平台思路在做，路子是对的，适应了这个十年的变化。其局限性在于难以和经营挂钩，我不太清楚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了好的商业模式。平台思路符合这十年新闻媒体的发展趋势，值得我们研究学习。

　　下一个十年已经来临。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叫网络化，第二个十年叫平台化，第三个十年，应该叫作智能化、数据化，因为它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这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第一个十年做不了智能化，做不了平台，因为当时的手机、网络等硬件设施达不到，媒介的进化需要和科技进步的水平相适应。到了第三个十年，还会有新的媒介形态，手机端不会被抛弃，可穿戴设备等新形态的终端也会出现。抖音、淘宝、京东等所属公司在充分运用大数据方面，可以说处在智能化时代的初创阶段。

　　随着科技进一步发展，各项功能的完善，特别是大数据的积累，可能很快推动智能化的发展。互联网向生产领域延伸，包括向工业制造业、农业以及新型服务业延伸，是重要特点。我们应该注意到它、重视起来，把这个趋势运用好。

　　（何加正/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2021-04-07）

　　媒体机构布局短视频平台的三种模式

　　短视频时代，在打造“两微一端”与占领新型短视频平台双重压力下，国内媒体几乎是同时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方面在自身的新闻客户端内增设了视频频道；另一方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自己的官方视频号，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

　　四川观察模式。四川广播电视台在抖音上开设的“四川观察”媒体号，运营路线活泼生动，早已变成一种现象级产品。截至2021年3月2日，该账号已经拥有4423.8万粉丝，属于抖音上的“头部媒体”。当然，“四川观察”抖音号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四川广播电视台整体转型的成功，更像是一种“轻骑兵突围”。

　　湖南娱乐模式。湖南娱乐率先以MCN机构的形式切入短视频领域，进行传统架构的调整，跳出电视圈层寻找新出路。湖南娱乐MCN成立了Drama TV，孵化了如“张丹丹的育儿经”“叨叨酱紫”“丸糯本丸”“张之助竟然”等IP。截至2020年7月12日，湖南娱乐MCN的抖音单平台粉丝超过2.2亿，签约达人300余个，账号总播放量达到了549亿，位列广电MCN第一。笔者查询了湖南娱乐官方抖音号粉丝数量，也不过1000万左右，只是旗下IP拥有粉丝数量的一个零头。换言之，就是官方IP在湖南娱乐转型过程中并不处于优先位置，而是着力于旗下各类IP的孵化。

　　观察者网模式。去年初，一篇题为《为什么观察者网作为时政网站成功在B站勾起了年轻的人“心疼”？》的文章在社交媒体刷屏。这篇文章分析，在最开始的2010年，观察者网还只是一个依托学术研究机构而存在的交流平台，伴随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加上中国民众越来越敢于评论的心态转变，在2012至2013年，观察者网成为一个全面铺开的新闻时事评议门户。到了2015年，观察者网敏锐地意识到B站已经在年轻人群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力，从而进入哔哩哔哩弹幕网的App里。基于对B站运行方式“UP主模式”的分析，观察者网在2016年中逐渐开启了自己的“UP主模式”，比如推出由观察员进行个人讲解的评议视频，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评论员王骁。

　　在笔者看来，这一模式可简化为主账号+个人IP共同发展的模式，并且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互相配合，互相引流。但是，媒体机构都面临一个对个人IP“控制”较弱的问题。个人IP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如果意识到机构对其未来发展的束缚，就可能跳脱机构的束缚，以辞职形式谋求新的发展模式。

　　所以，个人IP的打造，加大投入固然重要，事先即明确的、成文的收益分配机制可能更为重要。这一机制既可以保证创始团队能够全力以赴，也可以防止个人IP在刚刚成型之时就面临留还是走的选择。

　　（陈良飞/《中国报业》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