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创新赋能报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

　　创新赋能报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报业必须坚持创新驱动、深化创新引领，牢牢把握守正创新的总体要求，紧紧扭住深度融合发展的战略方向，奋力实现建成新型主流媒体的主要目标，努力谱写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精彩篇章。

　　一要创新思路理念，引领新时代报业发展新征程。要适应全媒体时代的趋势和规律，在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不能丢、坚持党性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不断增强思想认识的敏锐性和开放度，深化创新思维、网络思维，强化开门办报意识、融合发展意识，着力构建新时代报业创新发展的新认识、新思路。

　　二要创新战略谋划，建立新型报业传播体系。建设品种更精、实力更强、特色鲜明、集约高效、符合时代要求和受众需求的新型主流媒体，是我国报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各级各类报纸、报社、报业集团要整体谋划、科学规划，差异定位、创新发展：有条件、有实力的中央主要报纸要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航母”和“旗舰”；其他中央报纸和全国性行业类报纸要立足专业行业优势，打造新型专业媒体；省级报纸要整合资源、消肿减负，建设区域性传播平台和技术服务平台；地市级报纸要聚焦内容生产、服务地方，推动“媒体+政务+服务”建设。

　　三要创新内容生产，发挥报业主流价值影响力。要全面提升优质内容产能，保持内容定力，专注内容质量，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传播正确价值观为引领，充分发挥报业议题设置、原创生产、深度报道等专业优势，改进创新主题宣传报道、理论普及、舆论引导，不断提升信息内容的及时性、权威性、准确性、思想性。

　　四要创新传播技术，激发报业改革发展新动能。要把技术创新作为一项战略任务，紧盯技术前沿，瞄准发展趋势，结合自身实际，通过市场采购、联合开放、自主攻关等方式，加强成熟技术应用，提高技术集成能力，打造“党媒云”“行媒云”等内容聚合平台，推动实现采编流程、内部管理、竞争能力的重塑。也要看到，传播技术创新起点高、成本大，存在一定的经济风险、安全风险，要坚持以用为本、安全可靠，做到既可用好用、又可管可控，真正让传播技术成为报业创新发展的引擎而不是包袱、隐患。

　　五要创新形态业态，提升报业市场竞争力。报业创新发展必须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变化，打造新形态、拓展新业态，从单一新闻单位向综合文化服务体转变，不断提高活力、竞争力。要依托内容优势创新产品形态，根据受众在精神文化、商业消费、社会交往、职业成长等方面的需求期待，充分运用新技术新载体新手段，探索新闻与政务、服务、商务的融合。

　　六要创新体制机制，释放报业文化生产力。要适应全媒体时代特点，构建全媒体一体化采编流程，推进采编和技术力量共享融通，报、网、端、微协同联动，实现各种资源和媒介要素有效整合和深度融合，构建集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系和全媒体传播链条。要着力改革报纸出版单位内部组织架构，优化调整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建好用好全媒体指挥调度机构，加快人事制度改革，激发人才队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七要创新队伍建设，打牢报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础。要适应全媒体工作机制，把握全媒体人才特点，创新建立首席制、领衔制等新型人才使用机制，探索岗位编制、薪酬奖励、职称职级等方面的制度改革，打通事业与企业、报纸与新媒体、专业技术岗与行政管理岗的人员交流瓶颈，充分释放人才活力。要在教育培养、指导管理上多下功夫，扎实推进增强“四力”教育实践，大力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培训。要关心爱护每一位从业者，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完善制度保障，增强大家的事业心和归属感。

　　八要创新监督管理，营造报业良好发展环境。报业创新发展必需强化监督管理，把导向、管方向，严法纪、正风气，规范行业秩序，营造良好环境。报业创新发展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决策失误、管理漏洞、技术问题等，要建立科学的容错纠错机制，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主流支流，为开拓创新、担当作为的同志们撑腰鼓劲。报纸出版单位自身也要加强内部管理，依法依规加强对采编活动、采编人员的监督管理，确保新闻出版活动有序开展。

　　（摘自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在2021中国报业创新发展大会上的主旨发言/《中国新闻出版报》2021-06-15）

　　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就是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此，要增强五个意识。

　　一是不断增强“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使命意识。哲学社会科学不只是具有“学术”本身的意义，而且关乎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兴衰。我们要有志存高远的大气、真诚探索的正气、敢于创新的勇气，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坚持追求真理和实现价值相统一的实践智慧，坚持观念变革和构建体系相统一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进行理论创造。

　　二是不断强化“坚持问题导向”、提升理论思维能力的主体意识。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的理论思维，必须特别注重提升发现和提出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洞察力、总结和提炼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概括力、阐释和论证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辨力、回答和解决时代性问题的理论思想力，不断地提升把握现实、引领实践的理论思维能力，不断地强化创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意识。

　　三是不断强化“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的原创意识。赋予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应当特别注重探索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学术命题、作为逻辑环节和概念发展的学术命题、作为标志概念和术语革命的学术命题，赋予哲学社会科学概念、范畴、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使之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塑造和引领新的时代精神。

　　四是不断强化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自觉意识。“解决中国的问题，提出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方案，要坚持中国人的世界观、方法论”，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这就要求我们以“问题导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维、“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照亮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智慧，自觉承担起加快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历史使命，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五是不断强化“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的担当意识。建设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极为艰难的进程。在艰苦的学术研究中，“真诚”是学者的学术态度，“真实”是学者的学术根基，“真切”是学者的学术建树，“真理”是学者的学术追求。我们不仅要“为学术而研究”，更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

　　（孙正聿/《光明日报》2021-06-16）

　　用什么样的话语来说服世界

　　社会科学知识大致包括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全球的普遍性知识。中国对外传播就是中国本土化知识走向世界并转化为普遍性知识的过程。纯粹的本土性知识无法形成对话，也无法产生认同。鉴于此，要加强中国话语建设。

　　第一，中国话语必须具有可对话性。“中国话语”首先是一种本土性知识，既然是本土性知识就必须增强其可对话性，否则就是“自言自语”。对话语的理解不仅受到受众知识水平的影响，而且话语有民族差别、语境差别、宗教信仰差别等，在没有对话性的话语及其语境中，用“中国话语”讲述“中国故事”，很有可能是“言者有意，听者无心”。周恩来1954年在日内瓦以“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来推介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经典案例就是借用西方文化符号实现了符号置换和话语对接。如果仅仅用中国话语，无法形成对话的语境。

　　第二，话语要有可理解性。否则就是“鸡同鸭讲”。话语的可理解性表现为，一是话语符号（包括文化符号）的可理解性，二是话语构塑的语境的可理解性。在对外传播中，可理解性的话语符号、文化符号等更容易构塑语境。一般来说，有一定的血缘关系、业缘关系、地缘关系等，彼此间就更容易寻找到可理解的话语。另外，为了构建可理解的语境，有上述关系的双方会对某些具体的事情产生共鸣，从而使话语环境更加和谐，也使话语的交流能够正常持续下去。同样，对外传播也需要营造某种共同点，从而可以构建可理解的话语和相应的语境。

　　第三，话语要有可接受性。故事的感染性是故事可接受性的前提条件，但同时说故事的人还要使故事与受众能够用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使受众身临其境，甚至在内心中产生共鸣。2001年上海代表中国申办2010年世博会，以“城市”为主题参与竞争。客观地说，这个主题并不是中国的强项，但最后胜出了。中国打动投票者的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借助亚里士多德名著《政治学》中对城邦生活的描述：“城邦的长成出于人类‘生活’的发展，而其实际的存在却是为了‘优良的生活’。”把这句话演绎为“Better City，Better Life”的申博主题。西方社会精英大都读过这部经典著作，中国的主题演绎迅速在投票者中产生共鸣。

　　第四，中国对外传播的目的，既要使中国故事在可对话的情景之中获得世界的理解，更要使中国知识成为世界性的普遍性知识。因此，在对外传播中，一是要走出中国话语的“自恋”，使中国话语具有普遍性的关怀；二是摆脱“自说自话”的话语方式。针对中国的错误言论，一些中国学者也试图进行驳斥，但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大多数内容是“自说自话”，缺乏可对话性，没有直击对方要害。19世纪末，辜鸿铭针对欧洲“黄祸论”，用英文发表《文明与无政府状态》，从文化深处层层剥开，对欧洲文化的问题及其未来进行了透视，论证深刻且有强大的穿透力，美国海军将军艾文斯致信表示叹服。三是对外传播切忌话语“偏执”，尤其是外交官更要避免。四是对外传播要避免话语“对抗”。外交官的话语要体现自己国家的品格，用对抗性的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置换成可对话性的话语。

　　（胡键/《北京日报》2021-0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