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　　创新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打造易于为人们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我国新闻学术界的当务之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

　　创新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打造易于为人们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是我国新闻学术界的当务之急。实现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构建上的突破，创新中国特色新闻学研究思路非常关键。

　　第一，比较中西新闻学话语体系差异。中国特色新闻学与“西方新闻学”在话语体系上有诸多差异。在功能定位上，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西方新闻学强调新闻媒体是“第四权力”；在运行管理上，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西方新闻学强调所谓的“新闻自由”和“媒体独立”；在工作方针上，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西方新闻学强调所谓的“客观公正”；在报道内容上，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以正面报道为主，西方新闻学强调“揭露性报道”；在报道方法上，中国特色新闻学强调“用事实说话”，西方新闻学强调“新闻专业主义”；等等。

　　总体上，中国特色新闻学以发挥新闻工作的宣传和舆论引导功能为主，西方新闻学强调服务公共利益和以新闻为本位，尽管西方媒体的实际操作与其所标榜的职业理念相去甚远，但我们必须警惕西方新闻学这套话语体系所具有的蛊惑性。

　　第二，区分新闻学差异概念与元概念。要看清中西新闻学话语体系的本质差异，必须从新闻学的差异概念上升到新闻学的元概念。元概念是一门学科最基本、不可再追溯的概念，它对各种差异概念具有统摄性。提炼新闻学的元概念，可以将新闻实践活动划分成两大基本范畴，即“新闻实践活动是什么”和“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前者属于事实判断，后者属于价值判断。

　　“新闻实践活动是什么”包含着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一个是新闻信息，另一个是新闻事业。新闻信息的特点在于具有真实、及时、新鲜、公开等属性；新闻事业是新闻传播机构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组织形式开展新闻信息采集、加工和传播活动的总称，它由媒介技术、新闻生产、社会控制等层级组成。“新闻实践活动有什么用”就是新闻实践的功能。新闻实践首先具有“传递信息”这一基本功能，通过传递信息进而发挥宣传动员、引导舆论、指导工作、开展监督、传播知识、娱乐消遣等派生功能。派生功能具有可选择性。用“新闻信息”“新闻事业”“新闻功能”作为新闻学的元概念，不仅为研究人类一切新闻实践活动的基本规律找到了逻辑起点，而且很容易发现中西新闻学的分歧主要来自对新闻派生功能的不同追求和新闻事业发展形态上的差异。

　　第三，提炼中国特色新闻学新概念。施拉姆等人从新闻事业的社会控制层面出发，将全世界的报刊理论划分为集权主义理论、自由主义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苏联共产主义理论。如果用这套理论来观照中国特色新闻学，很容易陷入西方新闻学的话语陷阱。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从新闻功能出发来提炼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概念。按照社会学中的功能分析法，社会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体中，整体优先于其组成部分，对部分具有支配作用，部分对整体具有维护作用。我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党的使命休戚与共。正如毛泽东在给《解放日报》写的发刊词中所说“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

　　党领导下的我国无产阶级事业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相应地，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新闻学划分为“革命范式”和“建设范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范式”的特征日益显著。具体来说，“建设范式”具有以下行动结构：一是确立奋斗目标。新闻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二是采取行动举措。新闻工作必须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和以正面宣传为主，必须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坚持“用事实说话”等。三是建立保障机制。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政治家办报，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等。

　　反观西方新闻学，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西方社会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将西式“自由民主”作为价值理念，在政治制度设计上采取“三权分立”，并将新闻媒体作为“第四权力”，目的在于分权制衡，守护其价值理念。基于这种新闻功能，我们可以将西方新闻学称为“守护范式”，其整个新闻学话语体系构建也都是围绕“守护范式”展开的。笔者认为，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核心概念提炼为“建设范式”，较之西方新闻学的“守护范式”更具话语影响力。

　　第四，探寻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的哲学依据和文化渊源。中国特色新闻学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新闻实践，要夯实其理论根基，还应从哲学依据和文化渊源上进行开掘。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按照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中国的新闻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为了认识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建设一个美好世界。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不是社会实践的旁观者，而是参与者和建设者，他们通过报道新闻来引导舆论，促进社会实践。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闻宣传工作“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就深刻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实践观。

　　中国特色新闻学植根于中国大地，与中华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历史渊源。诸如：“经世致用”思想对重视发挥新闻媒体社会作用的影响，“教化”思想对重视舆论引导的影响，“知行合一”思想对重视通过新闻报道指导社会实践的影响，“乐感文化”对以正面宣传为主的影响，“民本”思想对新闻工作追求为人民服务的影响，等等。梳理清楚这些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渊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体系所蕴含的中国气派与中国风格。

　　(陈作平/《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1-04）

　　对学术热点的“冷思考”

　　由于学术热点起到风向标与指示器的作用，如何正确地看待学术热点，如何更好地发挥学术热点的作用，避免出现看到热点选题就一哄而上、盲目跟风的非理性状况，也是学界需要格外关注的。事实上，搞文化、做学术，是细火慢熬的事业，需要热，但不能太热。越是对学术热点的研究，越需要尊重学术研究内在规律。

　　热点恒做。首先是因为不少学术热点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但对学术研究的热情不应随着时效性的消减而退潮。例如，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少学术期刊都将总结与回顾建党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及基本经验作为选题的重点方向。进入2022年，这样的研究依然需要持续，而且亟待进一步加强。毕竟，同党领导亿万人民进行的百年奋斗、创造的无比丰赡无比宝贵的历史经验相比，我们目前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果学者只是因为看到某些期刊不再开设相关栏目便不再关注这方面研究，就不能拿出与厚重历史相称的研究成果，那就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对亿万人民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所积累的宝贵经验的轻忽。当然，热点恒做，还因为每一个学术热点都蕴蓄着巨大的理论含量，其所提出的现实问题，不少尚处于刚刚展开的状态，例如“数字时代劳动的哲学审视”等，都需要心无旁骛、持之以恒地进行长期稳定的跟踪研究。

　　热点深做。这是因为不少学术热点同时也是社会热点，为大众所普遍关注，人人都会有看法，研究的学者也很多，但要想推出有原创性的成果，则非深做不可——学术热点好谈，但想谈出新意，则难乎其难。因此，研究学术热点，需要有“一生只做一件事”的精神，要做就把它做深做透。“学术之美，美在精致。”做学术研究最忌讳一哄而上，而应尊重学术规律，严守学术规范，切忌把富矿滥采成贫矿。

　　热点冷做。学术热点研究者众多，竞争相对更加激烈，更容易导致焦虑与浮躁，学术热点提出的问题本身是热的，但研究者需要格外冷静，在从事学术热点的研究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甚至要对客观事实本身保持一种“冷峻”的态度与眼光，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学术研究需要在安静、反思的环境中进行。特别是，原创性研究往往渊兮湛兮，精微而稚嫩，如果“爱之太殷，忧之太勤”，就像种树一样，不断地扒拉，反复地折腾，反倒有可能导致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所描述的“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因此，对学术热点进行原创性研究，要有足够的耐心，既抬头看天，及时关注学界动态，又埋头种地，只问耕耘，少问收获，方能创造出有着生动时代气韵、丰厚理论背景的原创学术。

　　（赵涛/《光明日报》2022-01-07）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三个基本逻辑

　　第一个是历史逻辑。这就是，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之后，经历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全盘西化”“反全盘西化”“学以致用”“学术是有用的知识”和“为学术而学术”等一系列关乎中国学术发展的方向性争论和讨论。这些争论和讨论从20世纪前半期开始至今就没有停止过。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如何对待开放后的中国学术与国际学术界的关系，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如何把作为舶来品的理论和方法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学术界绕不过去、必须面对的问题。只有把这个历史逻辑梳理清楚，才能理解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价值基础、历史环境、历史方位，才会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才能真正把握当代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方向。

　　第二个是现实逻辑。这个现实逻辑是一百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性成就。通过对各界研究发现的历史事实、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去了解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探索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经验，这对中国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非常重要。进行深入挖掘，把人民群众的实践加以总结，进行理论提升，发现其中深层次的、内在的理论逻辑和发展逻辑，这是构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逻辑。离开了现实，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本之源，学科建设也无从谈起。

　　第三是科学逻辑。21世纪的人类社会进步发展得力于科技快速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遇上了这轮技术革命，并在一些领域开始领跑世界。当代，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改变了社会结构，甚至改变了一系列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规则、市场规则、政府治理规则和社会交往规则，这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这些新技术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和提炼，从中发现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的规律性，把哲学社会科学推上新阶段。

　　（丁元竹/《学习时报》2022-01-05）